互联网去政治化的政治后果.docxVIP

? ? 互联网“去政治化”的政治后果 ? ? 　　D5 A 1007-5194(2018)03-0064-14 　　1 问题的提出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网民已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用户结构在年龄、职业和收入上不断扩展，各种网络平台应用层出不穷[1]。互联网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民众获取政治信息、追求话语权、实现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互联网具有的开放性、及时性以及匿名性的特性，使公民能够利用网络便捷地参与政治事务。近年来，全球各国政府大力推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将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2]，互联网与政治的关系也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焦点。 　　互联网为公民参与公共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路径，为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等实践带来新元素，切实提升了公民参与的水平和深度，被称为“数字民主”[3]。然而，伴随着互联网普及和网络应用渐趋丰富，互联网的“政治化”和“去政治化”同步进展[4]，网络空间娱乐化、商业化趋势日趋明显，公众越来越多受到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影响以塑造其对政治生活的态度[5]。马库斯·普莱尔(Markus Prior)区分了互联网时代“政治倾向性”和“娱乐导向性”两类公民，前者频繁地通过网络和媒体获取和思考公共事务相关信息，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政治知识和较为积极的政治态度，而后者则更多受到娱乐、消费和商业力量的影响。互联网去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商业力量、娱乐文化和全民社交在网络空间的介入和盛行[6]，电子商务、在线娱乐、陌生人社交等应用甚嚣尘上，使得网民疏离于公共生活，缺乏政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和公共事务信息的处理和理性推理能力[7]。 　　帕特南早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里就讨论了电视、互联网等娱乐方式的出现使得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改变，公民不再像过去那样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年轻人不再热衷于参加政治生活。随后一些研究对媒体使用的政治后果进行了实证性的检验[8]，但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相比其影响有所不同，互联网作为一种交互式数字媒体，具有超越其他媒介的开放性和交互性[9]。已有研究将互联网视为一个整体开展研究，未能区分互联网使用的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两种模式，尤其未能在理论和实证上对互联网去政治化的政治后果进行系统性研究。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的网民数据，采用广义倾向值匹配的方法讨论互联网去政治化的政治后果，聚焦于讨论互联网去政治化对政治信任、政治兴趣、政治疏离和政治知识等公共治理要素的复杂影响，以加深学界对互联网去政治化之成因和后果的理解，为互联网时代公共生活的构建提供启示。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互联网的三种政治后果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体带来的政治后果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目前互联网的政治后果主要有两类争论性假说：第一类观点认为互联网具有积极政治后果，能够提高政治知识、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可以降低公众关注公共事务的成本。特别是互联网使文本和视听信息混合在一起，使得公众对互联网上的内容更感兴趣[10]，同时提供了大量容易接触的政治信息，促进公民政治知识的提升和互联网上的政治讨论[11]。卢比亚(Lupia)和菲尔波特(Philpot)发现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公众政治知识的积累[12]。针对互联网与社会资本的研究，也发现使用社交网站比不使用社交网站的人社会信任更高，使用政府网站可以显著提升政治信任[13]。赛拉(Ceron)基于27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以及对在线政治信息进行情感分析后发现，在互联网上获取信息能够促进政治信任的提高[14]。 　　第二类观点认为互联网带来了消极政治后果，互联网不仅使得社会资本下降，还会降低公民的政治兴趣，导致公众更加不关注公共生活[15]。互联网虽然为公众提供了在线沟通的途径，节约了沟通的成本，但在线互动本质上不如面对面的沟通更能带来社会资本的提升，甚至不如电话沟通。在线关系在培养复杂关系、提供情感支持以及提供有形的物质帮助上都有着致命的弱点。互联网与电视具有相似的吸收效应，可能会使得公众的注意力从家庭、社区等物理环境中分离，进一步减少家庭互动、社交以及政治参与[16]。邦法黛丽(Bonfadelli)基于两次互联网调查发现，互联网使用存在双重数字鸿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积极地使用互联网，他们的使用更倾向于信息获取功能，而受教育程序较低的人更注重互联网的娱乐功能[17]。因(Im)发现上网的时间越长，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但他也指出这种负面影响可以通过政府提供更多的使用电子政务机会来进行缓解[9]。 　　也有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对政治态度和行为并不产生影响[18]。迪米特洛娃(Dimitrova)发现互联网使用频率对政治知识的影响非常有限。她区分了三种互联网使用方式，即在线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