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生产率增长中FDI的分层影响和非对称效应研究.docxVIP

? ? 中国城市生产率增长中FDI的分层影响和非对称效应研究 ? ? 　　 F276.7 ：A 1671-9301(2018)04-0014-12 　　 一、引言 　　 在新旧动能转换攻关期和创新驱动增长的战略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亟需摆脱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走上以生产率提升为主要驱动力的集约式、创新型发展道路[1]。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建设创新型国家俨然成为当下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之一。同时，城市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培育创新和发展尖端技术的重要部门，其生产率水平是否提高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故本文将城市生产率作为因变量，主要识别了外部创新要素——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在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FDI是我国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其规模仍在不断扩大。据测算，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已经由2003年的535.05亿美元增长到了2016年的126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7.19％①。同时，FDI还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本，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产生了“溢出效应”。2017年，国务院连续出台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等文件，明确指出继续将吸引外资作为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利用外资推动我国向创新型强国转变。但是，关于溢出效应能否提高生产率水平目前并没有达成统一共识，尚待在城市层面对FDI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以便为创新型城市建设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寻求外部知识来源。更重要的是，我国不同城市间生产率水平具有显著的异质性，FDI对处于不同生产率水平城市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性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因此，亟须厘清FDI的分层影响，以便为不同生产率水平城市的引资政策提供参考，也为如何实现FDI城市间有效配置、增强整体城市创新活力提供政策涵义。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FDI溢出效应的发挥可能受城市规模、吸收能力等变量的限制，即城市规模和吸收能力处于不同区制时，FDI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呈非对称特征。具体地，在城市规模方面，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户籍制度限制等原因，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无论是在城市规模还是专业化程度方面，均是低效率的[2]。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能否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空间转移，进一步释放“人口聚集”优势是当前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基于此，本文将城市规模作为门槛变量，研究城市规模在不同区制下，FDI溢出效应的非对称特征。在吸收能力方面，吸收能力是将外部知识内生化的充要条件，只有吸收能力达到特定门槛值时，溢出效应才能提高生产率，忽略吸收能力，FDI对城市生产率的估计系数可能是有偏的或得到的结论是不充分的[3]。鉴于此，本文采用人力资本衡量吸收能力，检验了FDI溢出效应发挥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阈值效应，为我国从知识溢出接收端视角提升生产率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述评 　　 截至目前，学术界就FDI溢出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未形成统一共识。本文沿FDI溢出效应存在性及其影响符号的脉络对该类文献进行梳理。 　　 大部分学者认为FDI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要素，其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一方面，引进外资可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有效资金供给，缓解发展初期资金不足的问题，通过“资金效应”提高人均资本拥有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4]；另一方面，FDI通过“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前后关联效应”和“竞争效应”等实现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提高东道国生产率[5-7]。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发现FDI溢出效应不显著甚至为负。如Haddad and Harrison[8]采用摩洛哥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外商企业越多的行业，生产率增长率反而越低。Aitken and Harrison[9]采用委内瑞拉的公司层面数据同样得出，由于“市场窃取”效应(Market-stealing Effect)的存在，FDI反而迫使本土企业以较高的平均成本生产较低的产量，不利于国内企业生产率提升。在采用中国数据方面，Liu[10]强调，本土企业对跨国企业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吸收必须投入相应资源，而这些资源的调动或积累需要管理者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且这些时间和精力在短期内难以获取相应回报，从而在短期FDI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 　　 更细致地，有些文献将异质性引入到模型中，认为以上两种针锋相对的结论之间并非无法调和，这可能与地区差异、行业属性和企业性质等有关。在地区差异方面，如谢建国[11]发现，FDI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部的技术效率，但由于西部地区吸收能力的缺乏，FDI对其技术效率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在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方面，如Kugler[12]采用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发现，跨国企业会通过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