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与发展取向.docxVIP

? ? 中国城市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与发展取向 ? ? 　　1935年，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发表论文《论中国人口之分布》，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密度规律，他提出：“自黑龙江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腾冲，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之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①该文所提出的表征中国经济地理特征的瑷珲一腾冲线，后被称为“胡焕庸线”(Hu line)。经过80多年的发展变化，该线表征的经济地理特征依然稳定(戚伟等，2015)。综合相关研究，将“胡焕庸线”归结为生态承载力(即各区域单位土地面积可合理承载人口数，或单位土地面积可合理承载经济规模)在中国空间地理上所呈现的差异，符合多数学者的认知(王铮，1995；张林，2010)，即“胡焕庸线”具有表征中国区域生态承载力的理论价值，由此可引申出其理论推论——沿着“胡焕庸线”的垂直方向，中国区域生态承载力随其与“胡焕庸线”距离的增加梯度递减(钟茂初，2016)。 　　与此同时，通过考察近年来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环境质量状况(以城市空气质量状况为例)，我们发现，凡是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绝大多数处于离“胡焕庸线”垂直距离较近的区域，如衡水、石家庄、保定、邯郸、郑州、唐山、邢台、济南、太原、西安等；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城市，如海口、舟山、惠州、厦门、福州、丽水、珠海、台州、深圳、昆明等，则大多数处于离“胡焕庸线”垂直距离较远的区域。从全国主要城市群来看，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重点区域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分别为56.8%、76.1%和89.5%，也与其所在区域离“胡焕庸线”的垂直距离对应②。 　　根据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负载之间存在以下逻辑关系，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由其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负载共同决定，生态承载力一定的条件下，生态负载越大，其生态环境质量越低。基于这一逻辑关系，为维护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各级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其生态承载力，不可使经济与人口等生态负载超过其生态承载力。以此为背景，本文将基于“胡焕庸线”的生态涵义，设计中国区域生态承载力方程和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实际测算国内74个重点城市的生态承载力和生态环境质量，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这些城市的生态赤字和生态发展取向问题，进而基于城市生态承载力视角提出若干区域发展政策启示。 　　一、中国区域生态承载力、生态环境质量的测算与验证 　　1.中国区域生态承载力方程 　　根据“胡焕庸线”的理论推论，中国各区域的生态承载力可以表示为该区域中心点与“胡焕庸线”垂直距离的函数，我们可将“中国区域生态承载力梯度方程”(以下简称“中国生态承载力方程”或“生态承载力方程”)构建为： 　　 　　其中，为i区域的生态承载力，为i区域中心点与“胡焕庸线”的垂直距离，A、B为参数，其中B参数可根据“胡焕庸线”东南区域与西北区域人口比例的长期稳定性推算得出。 　　基于本文研究目的，我们将生态承载力定义为“各区域单位土地面积可合理承载人口数”，由此中国版图上任何一点的人口承载量可以表示为： 　　 　　据此，“胡焕庸线”东南区域、西北区域的人口承载量可由(2)式求积分得出，即： 　　 　　由该方程可知，无需获得参数A的具体值，即可讨论各区域生态承载力的相对水平。 　　2.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 　　根据前述生态环境质量、生态承载力、生态负载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理论上可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定义为： 　　 　　其中，为i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为i区域的生态承载力，为i区域的生态负载。本文用人口密度作为生态负载的衡量指标，这是因为：首先，人口密度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经济活动强度和森林、湖泊、草原等生态系统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人口密度越高，经济活动强度越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力越强；其次，在短期内各区域土地面积和经济技术水平基本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密度实际上反映了该区域的人口和经济规模。 　　此外，由于任何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除了受本区域生态负载的影响外，还受周边区域生态负载的影响，我们用表示其相邻诸区域人口密度的几何平均值，表示其所在省域的人口密度。考虑到本区域生态负载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大于相邻区域的影响、相邻区域的影响高于其所在省域的影响，我们将本区域、相邻区域、所在省域的生态负载权重分别设定为0.5、0.3、0.2，因此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5)可调整为： 　　 　　3.中国74个重点城市生态承载力、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的测算 　　根据公式(4)我们只能测算各城市生态承载力的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