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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市银行系统重要性指数构建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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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触发了全球传染,各国政府都意识到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并开始关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和监管。目前,G20成员国并未对“系统重要性”做出明确定义,但根据其在实践中的经验,一般认为:如果金融机构的破产或服务中断会直接引起或诱发广泛的危机传染,甚至造成大面积的经济灾难,则该机构具有系统重要性(FSB,2009)[1]。2011年,金融稳定委员会(FSB)联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同构建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框架,并探讨了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甄别方法和附加资本要求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是后危机时代的主要议题之一,准确判断哪些银行具有系统重要性是金融监管的基础工作,也是危机应对的前置工作。我国银监会虽然也发布了相关工作的指导框架,但尚未出台系统重要性银行判别标准和监管要求。
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是务必要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Bernanke,2010)[2]。“大而不能倒”也称“大而不倒”或“太大而不能倒”,是指政府部门认为大型银行具有系统重要性,往往不会放任其破产并会对其进行救助的现象。但是,随着政府干预的不断加深,大型银行也逐渐开始抱有冒险心态,因为即使冒险失败,政府也会充当最后贷款人。“大而不能倒”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不仅会造成大型银行的风险积累,还会破坏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此外,本次金融危机中,最早引发危机并放大传染的并非规模最大的银行,而是与其他机构联系紧密、交易最活跃的银行。因此,研究者开始关注“联系太紧而不能倒”问题。研究者指出,系统中与其他机构联系紧密的银行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风险传染,具有系统重要性,应进行重点监管和救助(Markose等,2012[3];Gofman,2017[4])。“大而不能倒”和“联系太紧而不能倒”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系统重要性评估标准的两种观点。前者认为,系统重要性主要来源于规模性;后者认为,系统重要性主要来源于关联性。根据FSB提供的系统重要性评估准则,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既来源于金融机构个体的规模性和稳定性,又来源于其在金融体系内的关联性(FSB,2009)[1],只考虑某一个因素并将其放大是导致上述两个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
为了避免上述两个问题的极端性,本文参考FSB的评估标准,设计了反映规模性、稳定性的个体风险指数和反映关联性的传染风险指数,并利用网络的结构指标将二者有机结合,设计了考虑结构因素的系统重要性指数,该指数将有助于引导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同时关注银行的规模性、稳定性以及关联性,并协调处理“大而不能倒”和“联系太紧而不能倒”两个问题。此外,本文首次利用金融市场数据和信用评级数据,并基于贝叶斯图模型进行中国上市银行的关联性研究。该做法不仅扩大了风险覆盖,还提供了一个更为直观的多维结构,为分析中国银行的网络特征提供了重要工具。
二、文献综述
目前用于评估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综合指数法、金融风险模型和网络分析法。
1.综合指数法
综合指数法通过选择影响系统重要性的关键指标构建相应指数,以此判断机构的系统重要性。该方法具有操作简单、灵活、连续等优点,受到了许多金融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的青睐。2011年,FSB和BCBS在SIFI框架下利用综合指数法提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评估方法(BCBS,2013)[5]。该方法从规模性、跨区域活动能力、关联性、可替代性以及复杂性五方面进行指标评分,并利用聚类方法确定系统重要性银行,明确了系统重要性银行分类监管的附加资本要求。同年,中国银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对评估我国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提出了指导框架。巴曙松和高江健(2012)[6]根据“指导意见”和中国银行业实情,剔除了GSIBs评估方法中的跨区域活动能力指标并加入了国民信心指标。尽管具有诸多优点并被广为使用,综合指数法也有明显的缺陷。首先,该方法往往只考察金融机构的历史指标数据,并不关注金融机构之间的内部关联,更无法考察风险的传播情况。其次,综合指数与金融机构的规模往往具有较高相关性,监管机构如若根据综合指数对银行进行分类监管,则会加剧“大而不能倒”问题。
2.金融风险模型
金融风险模型将金融机构组合的波动看成系统性风险,基于市场数据构建风险测度模型。该方法主要采用金融高频数据,能够充分利用市场信息,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前瞻性。目前用来评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模型主要包括:条件在险价值(CoVaR)模型和极值理论(EVT)模型。Adrian和Brunnermeier(2008)[7]定义条件在险价值为某机构在极端情况下其他机构的在险价值(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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