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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P2P网络借贷行业自律的潜在问题与完善对策研究 ? ? 　　F832 文献识别码：A 　　近年来，网络借贷行业在中国发展迅猛，但平台坏账、跑路、非法集资等现象也随之增多。据统计，自2007年中国出现第一家网络借贷平台至2017年3月，问题网络借贷平台累计多达3565家，占平台总数的60.6%，且仍有上升之势。受行业风险及监管趋严等因素影响，截至2017年11月底，正常运营的网络借贷平台降至1556家，当月问题平台达33家，行业交易额约2310亿元，环比小幅增长2.7%。贷款余额继续下降至1.216万亿元，已连续下降两个月。当前，网络借贷仍是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相对较高的细分领域，完善行业治理模式迫在眉睫。 　　对网络借贷行业的种种风险，有学者认为无需制定特别法律进行监管(袁康，2013)，也有学者建议通过立法加以规制(鲁公路、李丰也和邱薇，2012)。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理论亦或是政策导向出发，相比起传统的硬法手段，以软法形式通过行业自律推动网络借贷行业的治理，是促进网络借贷行业健康发展的最佳手段。 　　鉴于网络借贷行业在中国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关于网络借贷行业自律的研究，甚少有系统性的专论。基于上述理论和政策导向对网络借贷行业自律的支持，本文从网络借贷行业自律的核心，即行业自律规则入手，对国内发展主要网络借贷行业协会的自律规则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借鉴英国网络借贷行业协会的自律模式及规则，提出完善我国网络借贷行业自律体系的建议。 　　二、软法治理与网络借贷行业自律 　　“软法”这一概念是由法国学者Francis Snyder于1994年提出的，指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事实效力的法律规则(Snyder，1994)。现代社会关系的多样性扩大了法律需求，并产生了与硬法冗长的立法过程及立法者有限认识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软法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姜明安，2014)，其概念也延伸为多元意义上的社会规范(罗豪才和毕洪海，2006)。软法通过个人、组织的自我约束机制调整社会关系(姜明安，2010)，从而可与国家硬法形成互补，是法治不可缺少的部分(罗豪才和周强，2014)。 　　长期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依循的是政府推进和国家构建主义的道路。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法治建设道路固然有成本低、速度快、秩序稳定等优点，但也有导致法治共识不足、法律工具主义、制度认同感和司法公信力缺乏等问题的潜在风险。此外，在国家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也会面临传统“强势国家”中普遍存在的权贵阶层以“国家”或“公共利益”之名侵吞底层社会利益，以强权来控制社会、维持秩序的“汲取性制度”风险(马长山，2005)。而要避免这些问题，就必须积极培育健康的多元社会，建立官方与民间互动平衡、双向并进的法治秩序(马长山，2008)。而对于金融法而言，还应尤其注重国家立法与协调市场自由、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梅传强和张永强(2017)提出，我国的金融法应该跳出国家本位的构建主义，转而从社会本位出发，从平等维护金融交易秩序、保护交易主体尤其是投资者利益的角度，重新进行构建，才能回应社会公众的诉求。因此，金融领域的立法及监管应回归社会本位，重新审视市场自我调节、行业自律的作用与价值，以弥补监管行政资源高度不足及互联网金融飞速变化间的矛盾。 　　具体到互联网金融及网络借贷领域，由于互联网金融是不断发展的新兴事物，而在中国，出台一部法律至少要经历两三年的周期，难以跟上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其间诸多风险难由立法直接规制(邓建鹏和黄震，2016)；另一方面，有些创新难免会与硬法规范冲突，因而通过硬法进行国家干预可能会伤及行业发展(黄震，2014)。监管部门有限的执法手段也难以应对网络借贷平台违规行为的多样化(郭峰，2016)。2016年8月，银监会制定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令[2016]1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出台，一些网络借贷机构为规避监管要求迅速转型，出现了“现金贷”等具有潜在金融风险的新型商业模式，监管部门于2017年12月初发布《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对“现金贷”进行专项整治，将其纳入金融监管以控制其潜在风险。这一事实表明，网络借贷模式变化之快，可能使对其的硬法治理陷入“计划跟不上变化”的困境。而相比传统硬法，软法特别是行业自律规则由各行业共同体为行业自身量身定制，有利于实现个别和具体的正义(姜明安，2006)。因此，在未来，网络借贷领域应从社会本位出发，加强软法治理，设立相关自律协会，通过完善的自律规则和管理制度对硬法缺陷进行补充，以取得有效的治理效果。 　　相应政策的出台也支持并肯定了网络借贷行业自律对行业治理的重要地位。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