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内生产率变动差异与资本有效配置.docxVIP

? ? 产业内生产率变动差异与资本有效配置 ? ? 　　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被认为是国家或产业处在不同发展阶段、拥有不同发展水平的根本原因，而资源配置效率便是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分支，尤其是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就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论证该作用机制的科学性和解释力，充分说明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Resource Misallocation)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提出了基于市场机制进行资源再配置(Resource Reallocation)的发展理念。然而，尽管市场机制有所完善，资源配置结构也在进行调整，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并未消除。这激发了学者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到底还有什么原因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本文也是为解释该问题所做的一种尝试，并致力于证明一个产业内企业生产率变动的差异会显著影响该产业内企业的资本配置的有效性。此外，研究资本的配置效率对于认清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至关重要。自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中国在资本投入的规模扩张的驱动下经历了20余年的高速增长，然而，金融危机以后，尽管资本存量的规模继续快速扩大，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潜力已然下降，包括“供给侧改革”倡导的去落后产能的种种举措都彰显了未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对于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企业的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等于资本的使用价格时，企业的资本配置状态便达到了最优，否则，企业可以通过重新配置资本，使其效益得到改善。在市场无摩擦的情况下，产业内各企业的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是不存在差异的，它均等于资本的使用价格，此时，各企业及企业所属的产业的资本配置状态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实际生产活动中，由于生产条件的变化、资本市场不完善以及资本配置存在调整成本等原因，使得企业的资本配置状态很难达到最优，而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则会抑制企业产量的增进、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对于具有资本、技术密集型特点的工业企业而言，资本配置效率显著影响着整个生产过程和经济绩效。 　　关于资本配置效率的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测度。主要的测度方法有弹性系数法、边际收益产品法、企业规模与效率的协方差法、DEA分解法等。钱学锋、蔡庸强(2014)曾对资源误置的测度方法进行过梳理。Wurgler(2000)用行业投资增长率对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弹性系数来表示资本配置效率，并实证论证了金融市场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此后，韩立岩等(2002、2005)借鉴Wurgler的方法，指出中国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工业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较低。蒲艳萍、王维群(2008)、许可等(2011)、岳书敬(2011)、赵玉林、石璋铭(2014)、李锦旋、尹宗成(2015)等采用该方法从区域或产业的角度，对中国不同区域或工业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比较分析。Banerjee et al.(2003)基于生产均衡思想，计算指出印度市场上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与市场利率之间至少存在70%的差距，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极其低下。Bartelsman(2013)等提出了另一种测度方法，认为产业内企业规模和资本生产率的协方差是衡量产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有效指标。此外，胡文国、吴栋(2007)、吕品、王大俊(2011)分别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和DEA非参数方法测算了中国不同经济类型的工业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 　　其次，论证资本配置效率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Restuccia Rogerson(2008)提出了异质性企业的资源配置对总产量和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Hsieh Klenow(2009)使用美国、中国和印度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对该思想进行验证，并通过反事实的分析表明，若中国和印度制造企业的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可以与美国制造企业等同，则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可以提升30%～50%，印度可以提升40%～60%。这一结论激发了学者对各国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研究。Aoki(2012)指出，日本和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中的9%归因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Busso et al.(2012)采用10个拉美国家的制造企业数据，证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助于使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45%～127%。杨振、陈甬军(2013)、Opp et al.(2014)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资源误置会引致福利损失。Sandleris Wright(2014)指出，在2001-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期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使得生产率下降10%，带来的福利损失相当于GDP的1/4。Inklaar et al.(2016)、Ryzhenkov(2016)应用52个中低收入国家和乌克兰制造企业的数据，再次论证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会导致制造业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