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市场结构与企业价值链定位.docxVIP

? ? 产业政策、市场结构与企业价值链定位 ? ? 　　F062.9 ：A 1671-9301(2019)01-0012-15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及国际地位的持续上升，本地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频率不断增加，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作用也愈发重要[1]。而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间存在大量的贸易差额，致使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2]。特别是在2018年的贸易摩擦中，美国更是瞄准了我国的高端制造业，锋芒直指“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规划，尤其针对中国微型芯片、电动汽车等知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美国制裁中兴通讯亦成为标志性事件[3]。正是由于缺乏品牌与核心技术，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始终被美国企业扼住咽喉，此次事件正是警醒中国急需加快推动技术进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世界加工厂”的在位优势，加速实现了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下的经济起飞与工业化，但受制于发达国家的“俘获”“纵向压榨”与“技术封锁”的事实却并未改变，东部地区代工企业长期陷入低端锁定与“微利化”境地，难以实现企业功能升级或链条式升级[4]。 　　纵观产业发展实践，跃居价值链高端的先发经济体及陆续实现经济赶超、获得价值链攀升的后发经济体，都是由于转向国内市场培育并构建本土企业主导的价值链生产网络[5]，从而表现出更强的功能升级或链条升级的能力[6]。如日本政府在1986年将经济发展模式由寄生型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向以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开发为主的“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循环模式转变，为日本日后经济强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而美国联邦政府更是将消除市场分割、构建统一市场纳入美国宪法，确立了美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制度性框架，对美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8]。因此，无论是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还是当前中美贸易战局势来看，构建注重国内市场培育的国内价值链，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对中国产业升级与企业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性越发突出[9-11]。因此，面对我国本土企业价值链低端嵌入与结构封锁的双重困境，以及国内市场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国际市场“逆全球化”和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TPP等标志性贸易保护主义事件的发生，中国政府积极采取一系列诸如“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打好“三大攻坚战”等释放国内发展活力与潜力的政策措施，以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促进国内产业整合与区域协调发展。那么，在上述国内国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大背景下，针对产业整合与发展的政策实施究竟会对本土企业价值链攀升产生怎样的客观影响？尤其在我国市场机制仍不完善的前提下，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基础薄弱、市场发育滞后、企业对产业政策既有期待也有依赖等客观现实存在，如何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达到既激发企业价值链升级动力同时又避免资源错配的负面效应？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然而，以往有关国内价值链的研究多侧重于NVC概念的界定及运作原理和机制的提出等定性分析层面[12-13]，缺乏在准确测度国内价值链水平基础上的定量分析。张少军[14]、张少军和刘志彪[15]采用垂直专业化指数法测度国内价值链，并结合联立方程模型实证考察了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的关联对接问题。然而上述研究均缺乏相对系统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为弥补该缺陷，黎峰[16]提出国内价值链发育度及匹配度概念，并基于跨区域投入产出表提出增加值分解法测算国内价值链。已有研究虽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深刻洞见，但仍有如下不足：(1)研究对象。已有研究主要从地区或产业等宏观层面考察国内价值链的动态演进，并未针对国家价值链分工主体——企业，构建相对系统的分析方法。(2)数据缺陷。以往定量分析都只是根据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年份以截面数据为主，缺少时间维度上的对比分析。(3)研究视角。已有研究未曾考察如何构建与提升国内价值链问题，尤其从政策与市场结构等宏观层面系统探讨提升企业价值链的具体措施。根据Aghion et al.[17]的观察，一个能促进企业间良性竞争的产业政策体系在激发企业技术升级，进而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上述思路，本研究拟采用高度细化的外贸产品海关数据库和制造业企业生产数据库，在综合考虑市场与政府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互补性关系后，探索促进中国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最优产业政策施政选择途径。 　　相较于既有文献，本研究的贡献主要包括：(1)基于微观主体的研究。本研究拟基于海关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匹配得到的样本，在测算企业层面产业政策、市场结构及国内价值链定位指标基础上进行后续实证研究，得出更为科学合理的研究结论。(2)企业价值链定位测度。本研究在借鉴Antras et al.[18]及Fally[19]的“上游度测算”思路的基础上，结合海关数据库中提供的HS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