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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模式对农户种植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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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虽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但也形成了农业生产经营小规模和分散化的格局,导致了农业产业组织化程度、专业化服务水平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以及竞争力不足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产业组织发展与产业化经营的政策措施,积极支持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这些扶持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不同产业组织模式的发展。这些产业组织模式能否有效地促进农户增收?对此,目前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胡定寰等,2006;杜吟棠,2005;陈富桥等,2013)。
但从已有研究看,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产业组织模式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相关问题时,通常仅针对某一种产业组织模式对农户收入增长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如探讨加入合作社或签约公司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例如张晋华等,2012;苏群、陈杰,2014;谢欣、周向阳,2016),较少有学者比较不同产业组织模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其次,国内学者在研究有合作社参与的产业组织模式时,很少考虑社员的部分销售(side-selling)现象(例如张晋华等,2012;苏群、陈杰,2014;陈富桥等,2013)。另外,从研究方法上看,当处理多元选择的效用评估时,国内学者未曾考虑并去除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选择性偏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例如孙艳华等,2008;陈富桥等,2013)。
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拟基于河北、浙江2省13县(区)410户蔬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通过BFG两步法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别解决不可观测因素和可观测因素造成的选择性偏差后,检验不同产业组织模式和其他重要因素对农户蔬菜种植净收入的影响。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定义产业组织模式的内涵和分类,讨论产业组织模式对农户蔬菜种植净收入的影响,提出待检验假说,并介绍研究方法;接着,介绍本文所用的计量模型、数据来源和变量;然后,通过对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来检验提出的假说;最后,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启示。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说
(一)产业组织模式的内涵与分类
很多学者定义过产业组织模式的内涵。例如,Ford,et al.(2012)将产业组织模式定义为公司和消费者或供应者和下游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行为模式。钟真、孔祥智(2012)则将其定义为产业链上各主体之间通过某种联结机制组合在一起,形成具有特定产业形态和功能的经营方式。本文将产业组织模式限定为农户与下游交易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联结机制。下游交易者包括贩销户、批发商、零售商、蔬菜专业合作社和蔬菜公司等。
在以往文献中,针对产业组织模式也出现过不同的分类方式。例如,杜吟棠(2005)将中国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分为5种,即“市场+农户”“基地+农户”“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和“中介+农户”。李英、张越杰(2013)将生产组织模式划分为三类:“市场+农户”“公司+农户”和“合作社+农户”。胡定寰等(2006)认为,农产品交易组织模式有三种,即市场交易方式、组织内部交易方式和完全一体化方式。然而,国内学者对产业组织模式进行分类时,很少将“合作社+农户”这一模式细分,他们在研究产业组织模式对农户的影响时,也很少考虑社员的部分销售(side-selling)现象,并未把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社与参与合作社的农户是否将产品卖给合作社区分开(例如张晋华等,2012;苏群、陈杰,2014;陈富桥等,2013)。
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对产业组织模式进行更细致、更综合的研究,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例如Xu,et al.,2011;崔言民、王骞,2012;李春艳、周德翼,2009),并结合实地调查,将中国蔬菜产业组织模式总结为以下四类:①完全市场交易模式,即农户与下游交易者之间是纯粹的市场买卖关系,不存在任何合作、协作关系,农户自主进行蔬菜生产和销售;②部分横向合作模式,即农户加入蔬菜专业合作社成为社员,接受合作社提供的相关服务,但产品并不通过合作社销售,而是通过其他渠道进行完全市场交易;③完全横向合作模式,即农户加入蔬菜专业合作社成为社员,接受合作社提供的相关服务,同时其产品由合作社统一销售;④纵向协作模式,即农户与下游蔬菜公司有销售契约关系,接受公司提供的相关服务,同时按照公司的要求生产一定数量与质量的蔬菜,并按照契约卖给该公司。
(二)不同产业组织模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很多学者针对农户与合作社间的横向合作模式或农户与下游公司间的纵向协作模式能否提高农户收入进行过研究。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户与合作社间的横向合作模式对提高农户收入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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