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docxVIP

? ? 产业结构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 ?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ODI）与出口是跨国公司拓展海外市场的两种方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国际经济学研究领域长期争论的问题。它们可能是替代的（Mundell，1957；Kindleberger，1969；Dunning，1981；Helpman et al.，2004；Chang，2006），可能是互补的（Vernon，1966；Schmitz Helmberger，1970；Helpman Krugman，1985；Grossman Helpman，1990；Hejazi，2001；Makki Somwaru，2004；Aizenman Noy，2006；Kleinert Toubal，2010），也可能两种关系受产品销量（Buckley Casson，1981）、产品结构（Blonigen，2001）、投资方式（Head Ries，2001）、母国特征（Egger Pfaffermayr，2004）、产业类别（Svenson，2004；Liu et al.，2005）等因素影响发生转化。我国的ODI对出口究竟有怎样的作用？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又会对这种作用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在我国当前面临外部失衡压力和经济转型任务的背景下被凸显出来。 　　我国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通过发展ODI优化外汇储备使用、同时服务于本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思路引起了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关注（Cheung Qian，2009）。ODI一方面通过增加资本账户借方余额稀释了外汇储备，另一方面通过产能转移降低了本国总产出。这两方面作用都受到ODI出口效应的影响：如果ODI促进了出口，那么ODI稀释外汇储备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同时有助于通过提高净出口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反之，如果ODI替代了出口，那么ODI对外汇储备的稀释作用进一步放大，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本国总产出。我国ODI自2003年以来保持了年均20%左右的快速增长，2012年规模首次跃居世界前三，2014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与吸引外资规模接近平衡。这说明我国已经由资本输入大国发展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也印证了李辉（2007）的预测。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后外部市场需求乏力导致我国的出口增速持续下降，ODI与出口比例失调的局面正在发生改变。 　　随着我国ODI与出口相对地位的变化，国内对ODI与出口关系的研究正日益成为热点。现有研究普遍支持ODI对出口的创造效应（王英等，2007；项本武，2009；张春萍，2012；张纪凤和黄萍，2013；王方方和扶涛，2013；DongGuo，2013）；也有研究认为我国的ODI与出口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张如庆，2005；陈石清，2006）。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发现我国ODI与出口之间的替代或者互补关系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受到东道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普遍的结论是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DI能够促进出口，而对发达国家的ODI则呈现出口替代效应或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蔡锐和刘泉，2004；綦建红和陈晓丽，2011）。也有研究发现我国向发展中国家的顺梯度ODI能够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有利于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隋月红和赵振华，2012）。 　　有效发挥ODI的跨国资源配置作用，更好地利用东道国在资源、技术、效率等方面的特定比较优势，是我国在当前经济转型背景下通过“走出去”战略为国内经济增长获取新动能的目标所在。但是，关于东道国的比较优势怎样影响我国ODI的出口效应，现有研究尚未做出充分的理论解释，也没有提供过经验证据。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确定比较优势如何衡量。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各国比较优势存在区别的原因是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不同，这直接反映为产业结构上的差异，而产业结构差异既表现为三次产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同（徐朝阳，2010；干春晖等，2011），也与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差别密切相关（文东伟等，2009）。基于这样的思路，本文给出产业结构差异程度的衡量方法，进而根据理论分析结果，从“中国—东道国”视角实证考察产业结构差异对ODI出口效应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提出如果母国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差异越大，那么ODI的出口创造效应越强。提出这样的作用机制是基于两方面的论证：一方面，立足于市场寻求、技术寻求、资源寻求、效率寻求这四种ODI的基本类型，提出ODI对出口产生替代效应或创造效应的条件；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低级化两个方向出发，论证母国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差异如何影响ODI的出口效应。综合两方面的分析，得到了统一的结论，为基于宏观数据的经验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实证层面，通过108个东道国2003年-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