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成本病.docxVIP

? ? 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成本病 ? ?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威廉·配第最早揭示了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性，提出了农业比重持续下降、工业比重先升后降、服务业比重逐步提高的“配第—克拉克定律”。亚当·斯密最早将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相联系，将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视为生产性劳动，将服务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视为非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高、生产率进步越快，则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即增长速度取决于结构与效率[1]。在20世纪中叶，一般均衡模型的引入将这一研究推至新的高度。美国著名经济学家Baumol在其“非平衡增长”模型中揭示了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结构与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提升，促使非物质生产部门比重提高，从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换言之，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动力(即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与效率)之间有一定的矛盾性：物质生产部门(工业为主)的比重越高、生产率进步越快，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但是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又会降低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产生这一矛盾的内在机制为：非物质生产部门(服务业为主)的生产率进步速度较慢，但其产量要与物质生产部门保持基本平衡，因此只有更多劳动要素流向非物质生产部门才能保证其生产规模与物质生产部门同步增长。在此过程中，工业相对于服务业部门生产率不断上升，而各个部门的实际工资同步上涨，导致服务业部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服务业价格不断上涨，这被称为“服务业成本病”或“Baumol成本病”[2]。自Baumol在1967年提出“非均衡增长模型”以来，这个兼容“效率-结构-速度”三者关系的分析框架一直是增长与结构理论的研究热点。De Vincenti将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进行内生化研究[3]，Ngai and Pissarides又将部门数扩展到多个，得出的结论与Baumol相同[4]。可见，产业结构非均衡发展是由生产率增长率的异质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于部门间生产率增长率的不同，导致生产要素在部门间流动，进而引致部门份额的非均衡增长，从而形成一个非均衡的产业结构。我国的情况与此类似，图1明显可见不同区域不同年份的工业部门相对于服务部门的生产率大相径庭。从时间维度来看，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加深，三大区域工业部门的相对生产率呈现不断增长趋势，而随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部分省份工业部门相对生产率出现了下降；从空间维度看，以工业为主体的中部地区相对生产率整体较高，以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相对生产率较低；西部因大开发政策的实施提高了相对生产率，因此在地区产业发展中部门间生产率增长存在“时序—空间异质性”现象。 　　 　　 图1 中国地区工业与服务业实际相对生产率示意 　　 资料来源及说明：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1984-2015)；GDP平减指数以1984年为基期核算，并作为部门的物价指数；实际生产率则为名义生产率扣除物价指数所得。此图由ArcGIS 10.2绘制。 　　 在实证方面，围绕Baumol非平衡增长模型中的“效率—结构—速度”的关系，学者们的经验研究经历了一场历时几十年的迂回过程，这个迂回的实证研究过程，围绕服务业的价格与需求弹性展开。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学者们认为工业生产率的相对提升会引发服务业价格的相对提高，从而引发服务业需求量的相对下降。如果服务业需求量的下降幅度低于价格上升幅度，即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于1(缺乏弹性)，则服务业的销售收入或产值将相对上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上升；反之，如果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富有弹性)，则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和份额会下降。因此，相对滞后的生产率水平，是否导致服务业份额的上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否小于1(即是否缺乏弹性)。此后的计量主要围绕需求的价格弹性展开。Bergstrand、Falvey and Gemmell、Curtis and Murthy、Mller、程大中等核算了服务业的需求价格弹性与收入弹性，探究产业结构变动中“成本病”是否存在[5-9]。简言之，服务业生产率相对滞后对经济结构和增长速度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个逻辑环节：生产率滞后导致价格上升，而需求价格弹性小于1时，价格相对上升导致服务业份额提高。早期的计量关注需求价格弹性是否小于1，而生产率对价格的影响却被认为是约定俗成无需讨论的。有趣的是，三十年后即2001年Baumol本人提出，关于需求价格弹性是否小于1的计量研究几乎没有必要：长期而言服务业的需求价格弹性不仅稳定小于1，而且几乎为零。Baumol提出的著名的“服务业之谜”为：相对于制造业来说，服务业的真实产值所占的比重并没有上涨或下降，即长期而言，服务业的需求量几乎不会因为价格的相对上升而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