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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业政策、政府支持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 ? ? 　　产业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其往往以政府补助、政策性贷款、税收优惠等政府支持形式(Eaton and Grossman，1986；Neary and Leahy，2000；Kollmann et al.，2012；Musacchio et al.，2015)，影响稀缺资源配置，推动经济提质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产业政策虽能增强溢出效应(Murphy et al.，1989；Kline and Moretti，2014)，矫正市场失灵(Wallsten，2000)，但囿于不完美的市场环境或制度安排(Krugman，1983；Ades and Tella，1997；Aghion et al.，2012；Lazzarini，2015)，其实施效果可能有违初衷，甚至束缚经济发展。特别地，地方政府与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可能扭曲行业投资流向，降低公司投资效率，弱化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由此，本文试图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产业政策及其具体实施形式与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以期从公司投资效率视角分析国家产业政策效应。 　　作为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扶持之手”，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针对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中央会基于当前经济水平及未来发展规划，明确未来5年鼓励或重点支持处于何种行业的公司，以平衡区域发展，调整产业布局。为激发地区经济活力，实现官员政治业绩，地方政府往往以中央产业政策为由，为产业政策鼓励或重点支持领域所能涉及的本地区公司提供补助或贷款。由此，本文认为，受产业政策鼓励或重点支持的公司，其更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宠儿”，将更多的政府补助或银行贷款收入囊中。 　　进一步地，本文强调，鉴于地方政府与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产业政策导向型”的政府补助或贷款可能刺激公司过度投资，降低公司投资效率。具体地，地方政府对公司的甄别尚待完善，可能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妨碍市场竞争，容易导致投资“潮涌现象”(林毅夫等，2010)，甚至引导公司走入“以投资换补助”的怪圈。可见，依产业政策实施之名的公司政府补助、银行贷款，可能刺激公司提高投资水平，甚至出现过度投资倾向。 　　具体地，本文将从以下6个方面验证产业政策、政府支持与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首先，本文基于公司是否受产业政策鼓励或重点支持分组，检验不同类型公司政府补助、长期负债的差异；进一步地，考虑到地方官员任期可能影响官员晋升激励(Lyu et al.，2015)，进而影响产业政策实施效果，本文基于省委书记或省长任期分组，检验产业政策与公司政府补助、长期负债的关系；其次，本文检验公司政府补助、长期负债与公司投资水平、投资效率及过度投资的关系；第三，考虑到银行作为企业法人，其贷款决策并不完全为地方政府左右，本文以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代表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程度，并据此将样本分为两组，检验产业政策与公司政府补助、长期负债的关系；第四，为进一步证明地方政府与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错误配置资源，本文检验公司上年投资效率与当年政府补助、长期负债的关系；第五，考虑到公司政府补助、长期负债与投资效率的负相关关系可能受公司自身特征影响，而非受产业政策影响所致，本文以产业政策变更作为外生冲击，检验产业政策变更前后的公司政府补助、长期负债与投资水平、投资效率关系的差异，以排除上述可能；第六，考虑到投资效率度量可能存在误差，本文还采用Richardson(2006)方法度量投资效率，并对主要检验结果做出稳健性分析。 　　本文研究发现：首先，相对未受产业政策鼓励或未受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公司，受产业政策鼓励或重点支持公司的政府补助、长期负债水平较高；进一步地，在公司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委书记或省长任期较长样本中，上述结果更为显著；其次，政府补助、长期负债越多，公司投资水平越高，投资效率越低，过度投资越严重；第三，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时，产业政策与公司长期负债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第四，公司上年投资效率越低，或上年过度投资越严重，公司当年的政府补助、长期负债水平越高；第五，相对公司未受产业政策鼓励或未受产业政策重点支持阶段，公司受产业政策鼓励或重点支持阶段的政府补助、长期负债与投资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与投资效率的负相关关系均更强，过度投资现象也更为严重。 　　本文研究贡献为：首先，本文为产业政策负面效应的研究提供了证据。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手段，产业政策旨在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然而，市场复杂、制度缺陷、官员寻租等因素，均会制约产业政策有效实施(Krugman，1983；Justman，1995；Ades and Tella，1997)。针对中国转轨经济背景，本文强调，鉴于地方政府和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产业政策导向型”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