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扶持激励了企业创新吗.docxVIP

? ? 产业政策扶持激励了企业创新吗 ? ? 　　中国是推行产业政策较多的国家之一，其以各种理由、各种形式存在于诸多领域(江小涓，1993)。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缓解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还是抑制产能过剩、调整产业结构，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作用愈加凸显。与此同时，关于其实施效果的争议却从未间断(顾昕、张建君，2014；OCED，2013)。一些学者认为，产业政策可以弥补市场缺陷，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宋凌云、王贤彬，2013；林毅夫，2014)；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产业政策未能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率，亦未增进目标部门的规模收益及其资本积累，部分受产业政策扶持的行业甚至出现投资效率低下、产能过剩等负面效应(江飞涛、李晓萍，2010；舒锐，2013；黎文靖、李耀淘，2014)。那么，产业政策究竟能否弥补市场缺陷，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抑或根本难以发挥作用，甚至沦为投资效率低下、产能过剩等问题的重要推手? 　　随着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开始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指出“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作用，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企业创新成为识别产业政策之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及其内在机制的绝佳视角(黎文靖、郑曼妮，2016)。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企业生产成本逐步上升、投资收益日趋下降、出口增长越发乏力的背景下，技术创新对于企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黄群慧、李晓华，2015)。此外，尽管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创新投入持续大幅增加，技术水平却仍然比较落后，多数企业只能锁定在低技术、低附加值领域，创新成效并不明显(余泳泽，2011；肖文、林高榜，2014)。可见，中国企业不仅需要注重创新的总量投入，更应注重其创新效率，因此，对于企业创新效率的研究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技术创新活动自身的投入和产出过程，以及该过程所存在的外部约束和优化方案。可见，结合企业创新投入及其效率讨论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无疑有着重要的政策价值和现实意义。 　　就相关文献而言，学者试图从融资(Chen et al.，2013；连立帅等，2015)、投资及其效率(黎文靖、李耀淘，2014)、业绩与股价表现(韩乾、洪永淼，2014；赵卿，2016；连立帅等，2016)、全要素生产率(宋凌云、王贤彬，2013；Aghion et al.，2015)等方面考察宏观产业政策对于微观企业的影响。对于更为重要的企业创新问题，目前仅有黎文靖、郑曼妮(2016)进行了研究，他们基于创新动机区分了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行为，认为中国执行的选择性产业政策致使企业进行了更多的“策略性创新”，他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产业政策的长期效力，加深对产业政策引领企业创新的认识。然而，产业政策对创新效率有何影响，以及不同的资源分配形式(“特惠型”和“普惠型”)有何差异等问题还有待更深入地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2011年“五年规划”变更导致的产业政策扶持范围变化这一自然实验，构造双重差分模型(DID)探讨了宏观产业政策之于微观企业创新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研究表明，产业政策能够增加被扶持企业的研发强度，且影响程度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动态变化趋势；上述作用主要是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资源效应”而非降低企业市场势力、行业集中程度等“竞争效应”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资源依赖下的产业政策降低了被扶持企业的创新效率，相比于“普惠型”的资源分配方式，上述负面效果在“特惠型”的资源分配方式即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集中于少数企业的情况下尤为严重。 　　本文的贡献可能在于：第一，目前讨论产业政策作用机制的文献，或者关注产业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或者聚焦产业政策的竞争效应，缺少对两者的系统考察。本文在同一框架内比较了“资源效应”和“竞争效应”两种效应，部分解释了当前产业政策激励效果不佳的现象；第二，从中国产业政策依赖直接配置资源的特征事实出发，比较了“特惠型”和“普惠型”两种资源分配方式的差异；第三，本文从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出发，关注宏观产业政策和微观企业创新这一重要关系，不仅是对基于微观视角考量产业政策效果的文献之补充，也更加契合经济新常态的现实情境；第四，利用“五年规划”变更这一自然实验构造的双重差分模型，克服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的干扰，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研究结论。 　　余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中国的产业政策，并详细分析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两种机制，同时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提出可供检验的研究假设；第三、第四部分进行变量选取和研究设计，并对研究假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