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实施下的补贴与投资行为不同类型政策是否存在影响差异.docxVIP

? ? 产业政策实施下的补贴与投资行为 不同类型政策是否存在影响差异 ? ?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于2010年10月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计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2020年达到15％，以应对新一轮技术革命与国际竞争，为实现这一目标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保持20％以上的增长率。为此，自《决定》发布(尤其是2011年)以来，中国在部委层面已累计发布重点领域各类规划30余项，发布财税、金融和相关管理政策措施70余项，其他相关政策200余项，同时省级层面也出台了众多扶持政策，扶持政策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也是审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观察视角。另一方面，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仍并未明显摆脱传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产能过剩”、“重复投资”等问题(余东华和吕逸楠，2015)，背后隐藏的政策作用机制亟待分析。 　　 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幼小产业或者为了保护本土产业提高其对发达国家的竞争力，产业政策开始兴起，并在二战后的前30年无可争议的促进了产业发展(Aghion，P.et al.，2015)。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学界对政府放任的经济政策也产生了质疑，新一波产业政策在全球又开始涌现。具体到当前的产业政策而言，从新一轮全球竞争趋势以及各国政府采取的策略看，政府引导产业发展已经成为主要国家的工具选项，其实施影响的初衷无疑是帮助产业发展。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创新基础不足，政府通过扶持基金、补贴、市场规范以及需求引导等能够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Motohashi和Yun，2007)。具体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降低企业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收益是扶持政策首要的政策导向目标(韩超，2013)，也应当是政策制定以及实施的基本出发点(黄永春、祝吕静和沈春苗，2015)。但是，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际看，政策目标与实施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偏离，旨在鼓励创新的扶持政策可能在企业层面产生扭曲，存在由“技术导向”向“投资导向”偏移可能(黄永春、祝吕静和沈春苗，2015)。 　　 从现有研究看，对于政策扶持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认识，韩超(2013)以新能源产业特征为基础，结合全球产业竞争态势给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扶持逻辑。从政策的分类看，扶持政策有多种，包括补贴、信用担保、税收优惠、需求引导等，从政策实践看补贴在产业发展中应用范围最广，同时也更多受到学界的关注(肖兴志和王伊攀，2014；余东华和吕逸楠，2015)，研究大多认为：现行补贴政策有较大倾向导致产业非理性发展并可能引致产能过剩。补贴政策可以直接触及扶持政策的核心要素对其研究十分必要，但对其他类型扶持政策作用机制分析仍然很有必要，以此才能更综合认识当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政策。从现有研究看，对于其他非补贴性政策的分析，有学者给出了综合性的扶持政策框架(贺俊和吕铁，2012)，另外有学者结合技术赶超背景综合研究认为扶持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可能存在匹配偏差现象(Liu et al，2011)，但整体而言仍然缺乏将产业发展实际与政策实施联系到一起的经验分析。 　　 以上研究对于揭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政策内在作用机制，完善调整相关政策给出了丰富的经验依据，但仍有不少细节有待完善。其一，现有研究往往以扶持政策的实施结果，尤其是以补贴金额作为政策影响的代理变量，其内在含义是在政策实施与产业扶持结果间建立直接线性关系，即跳过政策对新兴产业发展结果影响的内在机理，以结果变量代理政策变量。同时，政策实施结果作为政策代理变量的处理方式可能会面临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带来估计偏误，影响估计的无偏性。这是因为实施结果可能与企业特征存在显著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将会影响政策内在机理的揭示。其二，现有大多研究仅将扶持政策聚焦到补贴政策，这一处理虽然对于深刻揭示补贴政策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处理忽视了其他政策影响，无法反映扶持政策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分析补贴政策时，如果未能有效控制其他扶持政策影响，则会带来遗漏变量问题，进而也会影响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其三，现有研究忽视了扶持政策的系统性特征，即忽视了不同政策间影响差异以及不同政策间组合关系(如政策协同关系等)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为此，本文将研究视角由补贴政策上升一个层次直接到政策层面，同时为了综合考察政策体系的影响，本文将扶持政策分为供给型政策、环境型政策与需求型政策，并分析其政策组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尤其是其对投资与补贴行为的影响。本文其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政策实施与企业行为选择间的内在逻辑；第三部分变量选择、构建过程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给出基本估计；第五部分结合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分析；第六部分总结全文并给出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