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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蒙古国时期高句丽移民辽沈地区考述 自秦汉以来，朝鲜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至13世纪,随着蒙古人的兴起,高丽也成为了蒙古人用兵之地,从太祖成吉思汗时期到世祖忽必烈时期,屡有战事。有元一代,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关系相较以往也更为密切。 高丽和大蒙古国及元朝的密切交往,导致了大量的高丽移民进入了中国各地,于是高丽移民成为蒙元与高丽关系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辽阳行省南部的辽阳、沈阳两地是最为重要的高丽移民聚居地。辽阳和沈阳距离朝鲜半岛颇近,其成为高丽移民的重要聚居地也在情理之中。 近20年来,中国学者王崇时、①1丛佩远、②2吴松弟③3等都曾就蒙元时期的高丽移民做过专门研究,其中丛佩远文专以辽阳行省的高丽移民为研究对象;日本学者河内良弘在研究明朝东宁卫的历史时也用了足够长的篇幅追溯蒙元时期高丽人进入辽阳、沈阳地区的历史。④4但相关的研究仍有可以补充和进一步梳理之处。笔者在考察明朝扬州各卫所的高丽军职世家的来源时曾涉及入迁辽阳、沈阳地区的高丽移民问题,⑤5但因侧重点并不专在辽阳、沈阳地区的高丽移民,并且利用文献还不够充分,许多问题还只是粗略地提了出来而已,没能很好地解决,而且还存在误识之处。因此,本文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就蒙元时期辽沈地区的高丽移民,特别是其迁入的过程,做进一步的研究。考虑到元、明嬗代之际辽沈地区的高丽移民多有变动,所以把研究的时限下延到明朝初年,合称为13—14世纪。 一、 《经世之可以》2. 高丽移民入迁辽沈地区主要集中在大蒙古国时期,其最主要的来源是蒙丽战争中的高丽降民。有关于此的主要史料是《元史》和《高丽史》,①6但是出自《永乐大典》卷4446所引《经世大典·政典·征伐》“高丽”一门的《元高丽纪事》②7的记载则因其史料的原始性更为值得注意,王国维在《元高丽纪事》末题:“按《元史·高丽传》亦据此修,而简略殊甚。”就说明了这一点。以下以这三种文献为主要史料,并参酎学者对相关史料的利用,按时间先后顺序分三个阶段叙述大蒙古国时期高丽降民入迁辽沈地区的过程,重点对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做进一步的考述。 1. 从“三大”到“三古”:洪福源之“前诸城” 成吉思汗十一年(1216),为了追击进入高丽的契丹人,蒙古兵第一次进入高丽,高丽麟州人洪大宣投降,据《元史·洪福源传》,其本中国人,唐时入居朝鲜半岛。太宗窝阔台三年(1231),命撒礼塔东征高丽,洪大宣子福源率所部高丽编民1500户以及旁近州郡之民降于蒙古,然后与撒礼塔并力攻打高丽,高丽王王请降,于是蒙古在高丽置达鲁花赤72人以镇之。等到蒙古兵撤之后,高丽复叛,于是撒礼塔再与洪福源攻高丽。撒礼塔死,其副将引兵还,只留洪福源屯守,高丽北界40余城由其节制。太宗窝阔台五年(1233),屯守高丽北部西京(今平壤)等地的洪福源遭到高丽报复。六年(1234),在蒙古可汗的许可下,洪福源领其降民迁居中国。③8 关于洪福源所领降民的户口数以及迁居的具体地点,各种史书记载并不一致。《元高丽纪事》载:“六年甲午五月一日,赐高丽降人麟州探问神骑都领洪福源金牌,俾领元降民户于东京居住。”东京即辽阳,至元后期,改东京为辽阳。④9《元史·高丽传》载:“六年,福源得请,领其降民迁居东京。赐佩金符。”《元史·洪福源传》载:“福源遂尽以所招集北界之众来归,处于辽阳、沈阳之间”。《元史·地理志》“沈阳路”条载:“洪福源引众来归,授高丽军民万户,徙降民散居辽阳、沈州,初创城郭,置司存,侨治辽阳故城”。⑤10沈州是改名沈阳前的旧称。《高丽史·洪福源传》载:“福源在元,为东京总管,领高丽军民,凡降附四十余城民皆属焉。” 可见洪福源所领高丽民迁居中国的地点有“东京(辽阳)”和“辽阳、沈州(沈阳)之间”二说;所领降民的来源有“元降民户”和“所招集北界之众”、“降附四十余城民”三说。《元高丽纪事》最为早出且可信。“元”即“原来”之意,所谓“元降民户”即太宗窝阔台三年(1231)洪福源所率的编民1500户之数,或许也包括少量的旁近州郡之民降于蒙古者。如果是北界40余城的民户,则要远远多于1500户之数。 《元史·地理志》“沈阳路”条载洪福源引众来归后“初创城郭,置司存,侨治辽阳故城”。《辽东志·地理志·古迹》记有“旧辽阳城”,注:“沈阳城西北八十里,今在境外。”①11明魏焕集《九边考》提到“旧辽阳”,云:“查旧辽阳在边外,西行二百里至广宁,东北行三百里至开原,其地介广宁、开原间,相去五百余里。而今夹河为为塞,纾行八百余里。”②12又《顾中丞抚辽疏议》有“旧辽阳”一条,云:“辽阳旧城在边外广宁、开原之间。自广宁出边取道东北行可二百里至旧辽阳,旧辽阳东北行可三百里至开原,自旧辽阳东南行入两河之间可三百五十里。”③13按广宁当今辽宁北镇,开原当今辽宁开原,处于其间的“旧辽阳”正约略在沈阳西北。可见,《元史·地理志》“沈阳路”条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