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理论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docxVIP

? ? 人口红利理论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 ? 　　 〔〕C92-05 〔〕A 〔〕1000-4769(2018)06-0114-08 　　 一、引言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长期以来庞大的人口和劳动力规模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随着我国人口转变的基本完成，持续的低生育率，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攀升，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趋势，作为经济活动基本要素的劳动力资源，低成本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而此时恰逢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减速放缓，于是乎关于人口红利的话题迅速被推到风口浪尖。在长期的讨论过程中，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中国将出现“人口不足”“人口雪崩”和“劳动力短缺”等论调似乎颇受欢迎，几乎成了一种“社会共识”，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根源就在于人口红利的消失。[1]当然，学者们对此也有颇多质疑，认为此类观点过分夸大了人口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同时也有专家认为我国在未来100年都不缺劳动力。[2]中国人口红利是否真的已经消失?中国未来人口红利的态势如何?未来怎样收获人口红利?厘清这些颇具争议性的问题，不仅有助于公众清晰认知人口红利的真实情况，而且有助于政府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妥善应对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各种挑战。 　　 二、文献与理论研究 　　 (一)文献回顾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一词，始见于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在研究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奇迹时提出的Demographic Gift(人口礼物)，并论述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3]同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其发布的报告中正式使用了Demographic Bonus(人口红利)一词。后来，David E.Bloom，David Canning,Jaypee Sevilla明确给出了人口红利的定义，即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降低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这一机会就被称为人口红利。[4]同年，经济学家Andrew Mason对人口红利做出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是一次性的，它主要是通过生育率的降低来体现。一方面它可以使少年儿童的比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上升；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更多的育龄妇女投入生产，从而带来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5]随后，大量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也对Demographic Dividend(人口红利)做了不懈的探索和思考，这一概念开始被广泛接受和使用。 　　 我国学者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使少儿人口比重及老年人口比重下降，不仅可以直接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还可以增加就业率，提高社会储蓄率，促进投资和技术进步，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贡献。我国早期的发展主要依靠高投资拉动，这一时期抚养比降低，劳动力大规模供给抵消了资本报酬递减的问题，因此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和抚养比的回升，劳动力的不足将会使资本报酬递减的问题逐渐显现，人口红利也会因此而消失，并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人口红利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势必阻碍经济的快速增长。[6]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人口年龄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人口再生产类型在转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使社会抚养比变轻，劳动力充足供应，这种结构优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超出稳态经济增长的额外经济成果，从而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也叫人口红利窗口。[7]因此，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否减弱或者消失，与劳动年龄人口作为一种潜在财富本身是否减少或者消失是两码事，只要是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轻的时期，人口红利都将存在，其消失时间也应推迟至2030年左右。[8]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确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但这是否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彻底消失，还值得商榷。计划生育实施后，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急速下降，但比例的降低并不意味着绝对数的减少。由于人口基数的庞大，人口素质的改善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使我国劳动力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此时劳动人口的减少反而会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也是一种巨大的人口红利。[9] 　　 劳动力与人口一样，既有数量特征，也有质量特征。因此，有不少学者对劳动力的质量特征进行了研究，产生了新的人口质量红利理论。人口质量红利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学者们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技术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力的要求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10]尽管在过去30多年间，人口数量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劳动力素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