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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在近代社会的传播与发展 一、 文化的自主学习意识 所有翻译活动的发展都离不开翻译团队。翻译、翻译和翻译都不能脱离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文化需求和翻译传统，但翻译的主体参与是必要的。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前悠长的翻译历史中, 由于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强大力量, 中国主流文化对域外语言和文化长期秉持高高在上的大国心态, 缺乏主动沟通意识, 译者在政府中的职位底下, 传统中译者被视作“舌人”, 造成中国人“从来没有学习外语的意愿”[15:100], “主流中国知识分子从未将学习他族语言和文化作为己任, 因而主要翻译活动在语言和文化技能上都倚重外来译者并不奇怪”[1:224], 没有形成培养本土外语人才的传统(1), 更少有从本土知识分子中产生有影响力的译者。这一传统受到冲击并开始发生转变, 则始于近代中国社会不得不与强势西方文化的近距离交锋。 二、 本土译者的能力 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 翻译活动极其丰富, 也历经了几次翻译高潮。远在周朝便设有专职的翻译官“象胥”, 1407年明朝建立了第一所正式培养译员的学校“四夷馆”。古代官方的译员主要担任“蛮夷之邦”朝贡时的翻译, 以口译为主。但因译员传递的是“蛮夷”、“反舌”之语, 加之朝廷担心“通事与外夷一起作弊, 私通往来, 把机要的事情泄漏出去”[14:9], 导致译员的地位低下, 正统读书人均不屑为之。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佛经翻译, 历经7个多世纪, 参与其中的译者数不胜数, 而“站在主导地位推动此次运动的人, 却多半都是外来的译者。粗略计算外来译者和本土译者的比例是10:1”[9:63], 而本土译者中具备双语能力的人并不多, 玄奘是其中凤毛麟角的代表。多数本土译者所从事的并不是双语转换的工作, 更多是以笔述者的身份参与翻译活动。 在明末的科技翻译中, 推动者仍然是外来译者。耶稣会传教士为了实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外来译者采取“适应”主流文化的策略, 尊重中国文化习俗, 在翻译宗教文本的同时, 通过科学翻译来营造正面的西方形象, 从而获得中国士人的尊敬, 赢得政府的许可在华传教。在士大夫阶层里出现了几位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科学著作的中国知识分子, 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作为主流文化中的知识分子, 他们率先意识到西方科技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中国, 看到了中华文明潜在的危机, 于是摒弃了轻视外来文化的偏见, 提出“会通”、“超胜”的观点, 积极参与科学文献的翻译。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本土译者, 并不具备双语能力, 在翻译中延续了佛经翻译时期的口译笔述模式, 西方传教士口译, 中国译者笔述、润色。但这些先觉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并没有形成巨大力量影响到主流文化对待域外文明的态度, 他们的翻译活动也没有激发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学习外语的意愿, 使得中国错失了主动走向近代的历史机遇。 在中国近代以前的翻译活动中, 因长期倚重外来译者, 缺乏培养具备双语能力的本土译者的意识, 形成了外来译者口译、本土译者笔述的主流翻译模式。 三、 中国本土知识阶层中的翻译人员 促使中国主流文化被迫改变对待域外文明和语言的态度, 始自近代西方的强势入侵。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在鸦片战争之后不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 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 中国人从开始的“器物上感觉不足”, 到后来“制度上感觉不足”, 再后来“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11:532-533], 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正如以色列学者图里 (Gideon Toury) 指出, 翻译行为及其产品不仅可以、而且的确引发译入语文化 (target culture) 发生变化。因此只要文化间表现出差异 (gap) ———这种差异要么是本来就存在的, 要么是比较中 (常常是这种方式) 呈现出来的, 译入语文化有理由仰视 (look up to) 并尽量探索另一种相应没有差异的文化, 准确翻译会被作为弥合差异 (fill the gap) 的主要途径。翻译实际上是由译入语文化发动的, 换而言之, 译入语文化的某些不足常成为翻译活动的发端[2:27]。鸦片战争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 中国在军事上的屡战屡败, 在外交上的丧国辱权, 面对世界新秩序的形成, 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放弃华夏文化中心主义, 开始放眼望世界。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先觉知识分子认识到“欲制外夷者, 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 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16:99], 冯桂芬更是将翻译提到了“天下第一要政”[3:19]的高度。随着主流文化的需求发生变化, 对本土译者的需求日渐强烈。 在清廷的对外事务中, 借助西洋传教士来协助翻译的情况比较普遍, 然而朝廷并不完全信任这些洋人, 尤其鸦片战争之后, 任用自己人来做翻译更是关乎国家安全和利益。其实在清廷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