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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翻译理论比较研究 谭在熙先生说：“在世纪初，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交流和区域间翻译交流的频繁交替之后，将翻译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是翻译发展的重要标志。”。”(P.6) 中西翻译传统由于涉及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而各具特色、相对独立, 但是翻译作为人类社会共同的活动, 中西译界就翻译的某些基本命题已达成共识, 译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译学, 并建立了各有千秋的理论体系, 本文拟以中西译论中颇有代表性的“信达雅”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为主, 指出他们各自的优势, 就能否融合中西译论之长, 建立一种适应译学发展的新型理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 一、 “信达雅”是翻译的基本特征。我国翻译规范的技术基础有 任何翻译理论都来自实践并为实践服务。中译论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实践性强, 多数属于译事经验谈, 所论的也多是技巧性很强的翻译现象。翻译活动的异常复杂性使得译论家们感到只能对翻译采取直觉把握形式, 对译作的讨论多是印象式的, 常常借用传统文论的概念来解释翻译。比如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严复的《译例言》、傅雷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以及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 等等, 都是译论家们根据自己或他人的成功经验, 体会个中甘苦而提出的, 并且有自己或前人的大量译作以资印证。中译论以其“言简意赅”显示优势, 在很“简”的“言”里面有很丰富的内涵, “有较强的联想空间和回旋余地”,(P.49)因而适应力很强, 能广泛应用于各种各样的翻译实践。无论是“善译”说、“信达雅”, 还是“神似”论、或后来的“化境”论, 都是描述性的而非规定性的, 是高度概括的而非具体化的, 有很大的“弹性”和“包容性”, 尤其具有实用性。中译论的实用性可从被喻为是“中国翻译理论中最具标志性特征的里程碑”的“信达雅”理论中窥见一斑。 这一理论简洁明了而内涵丰富, 自问世以来, 一直被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 短短数十言, 却囊括了翻译的六要素 (原文、原作者、译者、译文、译文读者和客观世界) , 体现了翻译过程的三个阶段 (理解、表达、完善) , 足以论证其实用性。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翻译是把具有某一文化背景的发送者用某种语言 (文字) 所表述的内容尽可能充分地、有效地转达给使用另一种语言 (文字) 、具有另一文化背景的接受者。(P.156)严复从事翻译的指导思想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通过介绍西方先进的思想, 以改革旧中国的社会弊端。严复在充分了解中西文化和语言差异的基础上, 提出“信达雅”的三维准则, 这也是严复从事翻译的自律准则。按曹明伦先生的释义, 可以把它具体表述为:译文要“信”, 辞必“达”意, 辞要“达”意, 务必“雅”正。(P.17)以“信”为本, 符合翻译本质, 是对原作和原作者负责。“顾信矣不达”, 达不到交流的目的, 对不住译文读者, “虽译犹不译也”, 翻译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 如果没有对译文文字的完善修饰, 译文不合规范, 译文也失去了在客观世界的生存能力。 理解原文自然是关键, 不理解就不可能翻译, 理解不透, 表达就有欠缺。但是理解了并不等于能表达好,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常常导致“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或“言不尽意”的尴尬局面, 因此他主张“译者将全文神理, 融会于心, 则下笔抒词, 自善互备;至原文辞理本深, 难于共喻, 则当前后引衬, 以显其意。凡此经营, 皆以为达”。严复的这种看法是颇有见地的。翻译是交流, 译者必须考虑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接受能力, 才能保证译文的可读性。然而, 一篇译文做到了“信”和“达”, 懂是好懂, 却索然寡味, 译文的生命力何在?翻译作品一经完成, 必将投入社会, 受客观世界的检验。因此对译文最后阶段的文字规范工作也是决定译文是否成功的关键。严复对“雅”的解释“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讲的就是这番道理。“雅”是一种文字规范, 原文典雅庄重, 译文应还其一个典雅庄重的面目;原文粗俗简陋, 也应还其一个粗俗简陋的面目。 “信达雅”这一概念早已在中国的翻译工作者和研究者心中根深蒂固, 被认为是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代表。尽管如此, 随着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 尤其是引进西方译论之后, 翻译工作者已逐步意识到这一理论的局限性, 并试图从西译论吸取营养, 以发展完善中国译论。笔者认为, 西译论的科学性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二、 奈达功能对等理论 与中译论相比, 西译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严密的形式逻辑的哲学背景, 西方译论具有明晰、精确、具体等特点, 西方译论家的研究课题主要涉及翻译方法、翻译模式等, 因为他们坚持认为翻译中存在着可以达到理性把握的规律, 再加上得益于20世纪下半叶西方迅猛发展起来的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理论, 为西译论的科学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奈达便是运用了相关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