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有组织犯罪法》中特别报告制度的定位、适用及完善.docxVIP

? ? 《反有组织犯罪法》中特别报告制度的定位、适用及完善 ? ? 蔡 荣 (南昌大学,江西南昌330031) 202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以下简称《反有组织犯罪法》)首次确立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组织者、领导者适用“刑后报告制度”(以下简称“特别报告制度”)。该制度的确立,是我国有组织犯罪常态化治理的重要制度创新,标志着我国犯罪预防体系开始逐步向刑罚后阶段延伸,集中体现了安全刑法观和预防刑法观思想。但立法上只对特别报告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对该制度的具体适用如适用主体范围、适用程序安排以及评估标准等内容进行明确规定,理论上有必要对其予以明确。 一、特别报告制度的理论依据 特别报告制度是在已经根据刑法规定对犯罪人定罪量刑并将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再次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对刑罚执行完毕的犯罪人增设报告义务,以增加对罪犯的义务负担。但为何要在刑罚之外增加义务负担,这一制度的正当性为何？这是特别报告制度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应当首先予以释明。 (一)弥补有组织犯罪治理长效性不足的现实需求 有组织犯罪是社会毒瘤,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侵蚀党的执政根基。有组织犯罪较高的再犯风险所带来的社会治理难题,促使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传统依靠高压严打的有组织犯罪治理模式的弊端,进而探索有组织犯罪治理模式的长效机制。这种治理模式转型的需求由有组织犯罪的固有特征所决定的,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有组织犯罪具有阶层性。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是一个高度稳定化、社会化、阶层化的犯罪亚文化圈,其萌芽和发展壮大是由社会的系统性运作而引发的,并深受“帮会文化”的影响。[1]就实质而言,黑社会性质组织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民间帮会和旧有黑社会组织的继承,具有群体性和吸纳性。经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黑社会性质组织”会覆灭,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组织者、领导者会被逮捕,但以“哥们义气”拉帮结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亚文化圈并不会彻底消亡。[2]犯罪组织成员往往会在组织者、领导者出狱后,又围绕在过去“老大”身边重新聚拢,形成新的犯罪组织。因此,有组织犯罪治理倘若要实现长效性,便不能仅局限于刑罚制裁,同时需要针对“黑老大”们的再犯风险采取预防性的管控措施。 其二,有组织犯罪具有周期性。由于专项斗争不具备常时性,导致专项斗争整治也无法彻底抑制有组织犯罪的再犯发生,在相对宽松的司法环境下,有组织犯罪便会回潮。虽然对再犯可能性的准确预测和评估是十分困难的,但我们仍能从过去与有组织犯罪斗争的历史和经验教训中得知,犯罪组织成员,尤其是其中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具有很高的再犯风险。通过法律手段控制有组织犯罪风险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再犯的风险,具有历史经验的必然性,也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组织者、领导者们具有较大的再犯风险为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正当性、合理性提供了最重要的现实依据。 其三,有组织犯罪具有发展性。有组织犯罪的滋生、发展机制不同于一般犯罪,犯罪组织发展的原因复杂且多样,特别是经历专项斗争并受过刑罚处罚后,可能会使其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犯罪行为更加隐蔽,带来更大的危害性。“由于执法机关的打击力度和成果,有组织犯罪将趋于实施信用卡诈骗等‘非街头层面’的犯罪类型。”[3]传统只在危害结果出现之后才通过刑罚手段予以干预制裁的理念,明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有组织犯罪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一旦发生就会对一定区域内的群众造成较严重的损失。对于这种危害普通百姓生活的犯罪,必须提前预防。因此,当扫黑除恶进入常态化阶段,对黑恶势力的主攻方向应调整为“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提升防范黑恶势力死灰复燃的能力,实现有组织犯罪治理的长效化和实效化。 (二)有组织犯罪治理策略转型的必然产物 “面对如此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不仅个人需要不断进行风险管理,现代国家也必须以管理不安全性为目标。”[4]有组织犯罪与群众生活的紧密联系使得刑罚手段变成实现群众安全感提升的重要工具,有组织犯罪的再犯风险成为塑造有组织犯罪预防理念的关键因素。这种塑造往往以政策为中介,后者由此成为有组织犯罪预防体系构建的外在力量。如果在解读《反有组织犯罪法》时完全不考虑政策要求,必然会导致《反有组织犯罪法》预防功能的削弱。 有组织犯罪的存在和发展严重危及社会整体利益和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在政策导向层面就需要充分考虑社会防卫的现实需求。[5]稳定的社会秩序对于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至为关键,但采取高压态势维护社会稳定也不应超过必要限度。用刑罚手段遏制有组织犯罪不仅社会成本较高,且其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是短期且表面的,更遑论刑罚滥用伴随的消极影响。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我国形成并确立了“打早打小、露头就打、除恶务尽”的政策立场。但对于预防阶段或萌芽阶段的犯罪组织,仅靠刑罚制裁并不符合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