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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建立 在“龙场”之后，王阳明深入了解了天地之道，提出了著名的结论，如“心是理性的”和“心无物”，并以之为基础建立了心理学体系。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对明朝乃至后来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关于其心学的研究, 因为近代以来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 过多地强调了非学术因素在其中的影响, 由此相关的论述没能切中其中的要旨, 因而所作出的有关评论有失公允。好在现在已有部分学者从其他角度和方法入手研究, 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与见解, 例如陈来先生和张学智先生等。本文也试图由此途径将王阳明心学体系构建过程的内在逻辑以及思想特点做一点阐释。 一 “心外无物”说,是主、自然、主体观上的一种“知行合一”,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当时的特定语境下, 或多或少都带有明显的唯物与唯心的划分的倾向。这种倾向也较为普遍地表现在对个人的研究之中, 其中对王阳明的研究也不例外。一种普遍的观点便认为王阳明首先肯定意必着于物, 任何意识都必须寄托于物, 故意不离物;其次, 王阳明认为物离心亦不为物, 并以王阳明“花之寂明”论为例证论证了无心便无物;最后得出了“心外无物”与“心外无理”的结论。这样, 持这种观点者便认为王阳明的观点具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正是在这种“定论”的影响下, 过去的许多研究只在细枝末节上提出些许有价值的见解, 但于王阳明的整个理论体系没有多大实质性的突破, 从而一直限制着对王学的研究。 近年来, 这种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受到了冲击, 许多学者纷纷从王阳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王学的特定体系乃至中国哲学的长期历史传统的角度对之加以研究, 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例如, 复旦大学哲学系何善蒙先生在其《意义世界的非理性主义建构》一文中指出:王阳明之“心外无物”乃是于意义世界的一种非理性主义建构, 而且这种建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知行合一”来指向道德实践本身的, 这样, 这个意义的世界就完满地被构建起来了。 正是基于此点, 即王阳明的另一种理论体系, 作者进一步指出, 王阳明之“心外无物”强调的是“心”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赋义的这样一种行为, 即“心”赋予了外物以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意义。此外, 持此种倾向的还有陈来先生、张学智先生等。 从学理的分析而言, 可以说以上观点较为确切地把握了王学的精神精髓, 从传统思想自身特点出发, 立足于传统哲学的意义与价值层面来研讨王学, 较为符合传统语境下的思想本身之特色。 至于“心外无物”这一思想体系具体的内在逻辑的展现, 我们可以从王阳明与其弟子徐爱载于《传习录》的对话中可以窥其大略。 二 “理”的含义解释 王阳明与弟子徐爱的两段对话载于《传习录》: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 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 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 其间有许多道理在, 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 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 且如事父, 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此即理也。’”(P23~24)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 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 今闻此说, 亦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 皆从心上说。’先生说:‘然。身之主宰便是心, 心之所发便是意, 意之本体便是知, 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 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 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 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 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 无心外之物。’”(P31) 陈来先生分析认为王阳明之理在此处实际上理解为“道德原则”, “心外无理”只是指道德法则不存在于道德行为的对象上。而“意”指意识、意向、意念, “物”主要指事, 从而一切活动都是意识参与下的活动, 在这个意义下, 离开主体的事物是没有的, 从而“心外无物”。陈来先生基于王阳明强调人 (心) 作为道德主体从而对万物具有决定意义, 从道德主客体关系看待理、心、意、物的关系, 无疑抓住了阳明学的关键。 不过, 从另一角度而言, “理”除了从道德法则的意义来解释外, 也可以从价值意义角度进行训解。而且道德原则的解释与价值意义的解释是相通的, 或说在此, 王阳明的“理”是以道德法则为中心和重心的价值认定。这样, “理”的意义便有了更广泛的解释余地, 也能更好的解释王学的其他观点, 尤其是使“花之寂明”论可以合理得到论证, 从而使王学体系更加完整化。 除此“理”的释义外, 陈来先生关于“意”、“物”、“事”的解释也是很有新意的:意指意识、意念, “物”是意之所在, 即意识对象。不过需要指明的是, “意识对象”的物在此只是指一种可能性, 也即为只有可能成为意识对象的才是物。当可能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