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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票据时效制度 一、 票据时效的定义 及时的存在是《民法典》中一项重要的制度。所谓时效, 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法定的期间即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的制度。在传统的民商法理论中, 时效有三种:取得时效、消灭时效和诉讼时效。取得时效是指无权利人持续地占有他人财产达到法定期限即可依法取得对该项财产的所有权的制度;消灭时效是指权利人如果不行使权利达法定期限即丧失了请求义务人履行义务的实体权利;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如果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可见, 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是针对权利人的实体权利而言的, 而诉讼时效则是针对权利人的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即胜诉权而言的。 票据时效可作广义和狭义上的理解。狭义的票据时效是指票据权利人可以有效地进行票据权利的行使的期间;广义上的票据时效, 既包括行使票据权利的时效, 也包括保全票据权利的时效, 后者如请求承兑、请求作出拒绝证书的时效等。保全票据权利的时效经过将导致追索权的消灭。我国《票据法》第十七条集中规定了我国狭义的票据时效制度, 本文将探讨的票据时效, 即是狭义的票据时效。 票据时效的期间和起算点,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对于票据时效的计算具有同等的意义。关于票据时效的期间和起算点的立法例, 主要有三种: (1) 票据时效适用一般债权时效的立法例, 如英国票据权利时效适用《1960年时效法》; (2) “均一主义”立法例。依该立法例, 无论主债务人还是从债务人都适用同一的票据时效。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票据立法均采“均一主义”的时效体例; (3) “差别主义”立法例。这是指因票据种类、票据权利的类别以及票据债务人的不同而分别规定不同的票据时效期间及其起算点。日内瓦统一票据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即采“差别主义”的立法体例。我国《票据法》第十七条对票据权利时效显采“差别主义”的立法体例, 它根据不同的票据、不同的票据权利以及不同的票据债务人而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票据权利时效期间和起算点。 依据我国《票据法》, 票据权利人如果不在法定期限内行使票据权利, 将导致票据实体权利的消灭。 二、 出票人的权利 我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 (一) 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 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 自出票日起2年; (二) 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 自出票日起6个月; (三) 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 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 (四) 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 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根据前述票据时效制度的基本内容, 结合对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等票据时效制度的考察, 笔者认为, 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时效制度的设计存在明显的缺陷。 1、 现行法的利益偿还请求权消灭时效制度 《票据法》第十七条将票据权利时效规定为消灭时效, 不尽科学合理, 理由是:首先, 与上位法其他时效制度的矛盾与困惑。《票据法》的上位法为《民法通则》, 《民法通则》规定了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诉讼时效届满, 权利人的胜诉权即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消灭, 但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即起诉权, 以及实体权利依然存在, 权利人仍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 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的规定, 法院必须受理, 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 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同时, 权利人可以凭着实体权接受义务人的自愿履行。同诉讼时效相比, 除斥期间为实体权利的消灭期限, 而且除斥期间是不变期间, 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作为下位法的《票据法》, 当然可以作出与上位法不同的规定, 但问题是《票据法》并未就该消灭时效制度作出详尽的规定, 如与除斥期间相比, 同为消灭时效, 除斥期间是不变期间, 而票据时效为什么可以适用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票据权利时效是否存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情况, 需通过法庭审理才能查明, 如果票据时效届满, 将导致票据实体权利消灭, 法院凭什么受理当事人的诉讼, 如此等等, 都将产生法学理论上的困惑与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其次, 与私法自治原则的背离。将票据时效规定为消灭时效, 意味着票据时效届满, 权利人不能接受票据义务人的自愿履行, 否则就是不当得利, 此时, 当事人只能通过主张利益返还请求权维护自己的利益。然而, 《票据法》作为私法, 国家没有必要去干涉当事人的自愿履行, 给予当事人的自愿履行以否定性评价。相反, 将票据时效规定为诉讼时效, 票据时效届满, 票据权利人丧失的只是胜诉权, 他还可以凭借起诉权向法院起诉, 让法院去查明有无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情况, 若无, 则由法院判决驳回票据权利人的诉讼请求, 达到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其权利的目的。如果票据义务人基于道义或其他原因愿意履行票据义务, 则票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