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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同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过去40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的犯罪现象出现了四个高峰。第一次高峰期出现于建国初期,第二次高峰期出现在1961年,第三次高峰期出现于1981年,第四次出现于1989年。目前我国正处在第四个高峰期的初始阶段,犯罪现象的严峻程度远未达到峰顶,仍处在大幅度上升的态势之中。前两次高峰期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后两次高峰期的出现,则几乎与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出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持续迅速增长,在此期间,犯罪现象就总的趋势而言呈逐步上升的势头。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978年的315元上升到1992年的1736元,每万人的刑事立案率也从1978年的5.6上升到1992年的13.5(其峰值是1991年的20.8)。以这一现象为根据,有学者提出经济增长与犯罪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步效应”,即所谓经济与犯罪现象增长同步论。如,有学者说,“我们认为,经济和经济发展是犯罪原因规律中的决定性因素和动态过程,其作为一个整体与犯罪原因体系之中各种层次、各种因素及其过程的相互作用构成犯罪原因规律中最根本的制约与被制约关系,是影响犯罪规律的终极原因。”还有学者认为,“‘同步论’功在揭示了经济与犯罪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集中表现为经济对犯罪的制约关系,这种内在的制约关系是经济与犯罪之间复杂的规律性运动的必然结果。”同步论并非中国学者的创造,其首倡者是美国犯罪学家路易斯·谢利。他在《犯罪与现代化》一书中通过对200年间反映犯罪状况及其变化的调查资料的分析指出,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将会给过去和现在各方面都极不相同的国家带来共同的犯罪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犯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代价,因而,经济发展和犯罪增加的对应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上述观点,如果只是简单地考察经济发展程度和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之所以说是“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同步论在解释诸如瑞士、日本及我国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时遇到了困难。而同步论的真正弊端在于把现象当成了本质。经济发展只是犯罪率上升的表面原因,更为深刻的原因是犯罪成本在下降而犯罪获利在上升,引发犯罪率随之攀升,当犯罪成本与犯罪获利稳定之后,犯罪率也会随之稳定。 这里所说的犯罪成本,是指罪犯在触犯了刑律之后将会引起的后果。犯罪成本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因素是将会受到的惩处,另一个因素是受到惩处的可能性,不妨称之为定罪概率。一部国家的刑法,实际上就是该国的犯罪价目表,上面详尽地列举了各种犯罪行为的价格(将要受到的法律惩处),杀人、放火、盗窃、强奸、诈骗等犯罪行为将会受到何种惩处,价目表上一目了然。触犯刑法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每一个成年公民都知道的,但“价目表”上列举的法律惩处只是犯罪成本里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犯罪成本由三部分组成,除法律惩处之外,还有社会惩处和良心惩处,可以以下式表示。 C=(L+S)*H*P L——法律惩处 S——社会惩处 H——良心惩处 P——定罪概率 一种犯罪行为是否实施,不仅与犯罪成本有关,还与因实施犯罪而给罪犯带来利润的多寡有关,其关系可以以下式表示。 B=I/C B——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I——犯罪获利 C——犯罪成本 显然,犯罪成本愈高,犯罪获利愈小,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愈小。反之,当犯罪成本下降,犯罪获利增大时,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将会增大,从宏观上看,就是犯罪率上升。下面我们就对影响犯罪成本的四项因子逐一进行分析。 从法律惩处来看,如果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法治社会,法律惩处的强度也是相对稳定的。但我国刚刚进入现代化法治社会,许多法律制度还不十分完备,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也不是很高,法律惩处的弹性较大。同样的违法犯罪行为,有些受到法律惩处的强度高,有些受到法律惩处的强度低。尤其是当犯罪十分猖獗的时候,国家往往会作出“严打”的决定。在“严打”期间,对犯罪的法律惩处要高于一般时期,换句话说,“严打”期间的犯罪成本要高于平时。因此,“严打”期间及稍后的一段时期,由于犯罪成本的提高,犯罪率会下降。例如,1981年、1982年的刑事案件立案率分别为万分之8.9和7.4。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六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接着便在全国开展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到1984年,刑事案件立案率下降为万分之5.0。这之后,全国刑事案件立案率虽开始逐渐回升,但直到1986年“严打”结束时,刑事案件立案率仅为万分之5.2,与改革开放之前的1976年的刑事案件立案率万分之5.2恰好一样。这说明,通过加大法律惩处的力度来提高犯罪成本,以遏制犯罪率的上升,是有一定效果的。 再来看看社会惩处。所谓社会惩处,是指除受到法律惩处之外的其他一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