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docxVIP

论《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 《音乐》是在批判和总结先秦几种音乐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的一个重大成果。这是儒家最系统、最典型的音乐美学文献，被认为是“中国美学的创始人”。它满足了西汉封建大一统政权建立后,音乐与其他艺术对其皇权政治、社会治乱的内外需求。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音乐,特别是音乐的社会作用、政治作用,向来是十分重视的。早在先秦,就产生了一部在音乐美学方面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就是有名的《乐记》(本文认为《乐记》系西汉河间献王刘德所作,在此不作详考)。《乐记》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对后代的影响极大。”因此,“了解中国美学不可不研究《乐记》。”《乐记》的美学思想系统、丰富,限于篇幅,在此本文只就《乐记》中的“心物”关系,即音乐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作一探讨,并借此求教于诸位方家。 一、 《乐记》对人之“性”与“理欲”的阐述 《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中,有关“心物”(声)关系的认识上,基于中国儒家音乐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诗、歌、舞三位一体的“乐”本体,这就决定了它又往往与音乐社会学理论和人性论思想紧密相连,成为其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前提。所以,对于其思想体系中的命题、概念与范畴的分析,必须在“乐”本体观的基础上予以把握,才能见出其音乐美学思想中主客体内外关系的丰富内容和本质。 音乐创造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是音乐美学中的基本问题,故是《乐记》立论的基础,其本质即音乐的本源来自哪里?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乐记》提出了“感于物而动”这一命题。而“感于物而动”又是以“动静”说与“理欲”说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即《乐本篇》所说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智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智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这表明,《乐记》中所谓的人之“性”,一方面具有与生俱来的心智、情感能力与“静”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应感起物而动”的本能欲望。人的欲望如不能加以节制与“反躬”,就会堕落到“灭天理穷人欲”地步,而制礼作乐目的就是使人节制“性之欲”,返回到“天之性”。可见《乐记》中的人之“性”是先天的,既有智力,又有 感情,又有道德属性的一种善良德性,是人的一种天赋善性。因此,《乐记》中的对于人之“性”的规定是建立在“性本善”的基础上,同时又认为人的“性本善”又有其变数,这就是《乐言篇》中所说的“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基于此,《乐记》以“动静”说与“理欲”为相互冲突、消长和转化的辩证认识为基点,围绕“心物”关系展开了对音乐创造中主客关系的论述。《乐记》认为音乐无非是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的产物当是不差,但时贤以此便认为《乐记》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或反映论的文源观显然不妥。因为不论《乐记》中所说的“心术形焉”还是“好恶形焉”,在古代和现代汉语中其“形”字作为动词都只能训“显露”、“外观”,并无“形成”或“产生”之义。所以《乐记》中所谓的“形”,是因为人的天性中本然地存在着性善、心智和情感,所以,“心术形焉”、“好恶形焉”不过是“亦犹酒体之发人情”矣,亦即人一旦与外物发生关系,人的智力、情感就会被激活,形之于外。反之,人之 “性”则始终处于“人生而静”的状态。因此,《乐记》“感于物而动 ”的命题是出自人所具有的天赋本性,认识的本源不是物,而是“性”,是“心”。上述对“动静”说与“理欲”的分析说明,《乐记》立论的终极本源不是物质,而是一种超自然的所谓“天理”。当然也就不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而是唯心论的先验论。 尽管《乐记》认为人的感情、智力、德性为人所固有,音乐是表现这种固有之性的观念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建立在“动静”说与“理欲”说基础上的音乐本源论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史上仍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因为,《乐记》不仅最先从正面提出了音乐的本源性问题,而且从人性论、认识论的高度进行探讨并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它认为音乐本于人心,人心体现“天理”,这就解决了“本于太一”与“产乎人心”的关系问题,使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充分强调人心在音乐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和地位,因而抓住了音乐艺术的本质。所以《乐记》在卷首即开宗明义:“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这段话以物—心—声—音—舞—乐的逻辑结构,精炼地概括出音乐产生和实现的全过程。通过“感于物而动”这一命题,对“乐”在实现过程中审美主体的感受和体验说明,正是处在音乐审美中“心与物”关系这一认识层次上。它不仅承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