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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农民神的人格化 神创造了人，或人类创造了神。唐代农民的信仰倾向于后者。因为唐代人很多崇拜神和众神。这些神原来都是世界上的普通人。当然，由于世界上不可避免的颜色，所以它有许多不同的特色。他们有自己的外形，有人的喜怒哀乐，有七情六欲，所以他们可以与人交流和区分。神性的不完整,一方面当然会削弱信仰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却又使神不那么高高在上,而保持着尘世众生的面孔,又有助于信仰的加强,这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应该是中国民间诸神信仰既不能升高成为一种比较成熟形态的宗教,又无法禁绝其流传并在民间始终拥有广大信从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 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 唐代是一个宗教兴盛、思想信仰较为开放自由的时代,代表中国古代两大正统宗教的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信仰共存共生,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阶层。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有宗教信仰者不计其数,并各具特色。作为唐代社会下层的农民,他们的宗教信仰生活表现出如下特征: 1. 淫祠的神是正神还是官神 神为人格化,不管是中国道教的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佛教的罗汉、菩萨、佛,犹太教的耶和华,基督教的耶稣,古希腊人的宙斯,古罗马人的朱比特,还是古代各民族宗教的保护神,都具人形,不过比一般人更气派、更完美罢了。狄仁杰对当时民间淫祠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宝贵的诸神清单,很能说明这一点:狄内史仁杰,始为江南安抚使,以周郝王、楚王项羽、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吴夫概王、春申王、赵陀、马援、吴恒王等神庙七百余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吴太伯、季札、伍胥庙存焉。 这份清单尽管并不完备,仅仅列了13位神灵,但它却向我们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这13位神灵均是人鬼神,即历史人物死后所成之神,这说明当时人们虽然日月星辰、山川湖泊、风雨雷电无所不拜,但人们崇拜祭祀的主体却是人鬼神,大多由人而来。无论是得到认可的正神,还是淫祠的邪神,多数是与当地有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且多是历代显贵人物与清官循吏。淫祠之神与正神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淫祠的标准并不完全取决于奉祀对象的丑美善恶,关键是看是否得到官方的认可。因此,在唐代农民看来,正神与淫祠之神是可以互换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他们有时会不顾官府的态度而自行奉祀。 2. 唐张的《唐黄神》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唐代农民一方面奉祀清官循吏,另一方面人间官吏的某些丑行也会见于诸神,可以说农民心目中的神是人间各级各类官吏在神界的再版,几乎每位神明都被赋予了凡人的个性,不仅凡人具有的喜怒哀乐神都具有,而且,凡人的种种劣迹也常常表现在神的身上。《太平广记》卷298《狄仁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高宗时,狄仁杰为监察御史,江陵神庙,焚烧略尽。至端州,有蛮神,仁杰欲烧之,使人入庙者立死。仁杰募能焚之者,赏钱百千,时有二人应募,仁杰问往复何用,人云:“愿得敕牒”。仁杰以牒与之,其人持往,至庙,便云有敕,因开牒以入,宣之,神不复动,遂焚烧之。其后仁杰还至汴州,遇见鬼者曰:“侍御后有一蛮神,云被焚舍,常欲报复。”仁杰问:“事竟如何?”见鬼者云:“侍御方须台辅,还有鬼神二十余人随従,彼亦何所能焉。”久之,其神远岭南矣。”显然这位神明害怕人间天子和高官的威势,而只有拿小民百姓来出气。 唐张读《宣室志》卷二《陈袁生》记载了一位欺软怕硬的赤水神的故事;唐袁郊《甘泽谣·韦驺》则直接记载了一湖神:“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就借神之口对其自身欺软怕硬的禀性做了一个绝好的概括。《太平广记》里还有很多故事反映出神的贪财好色、徇私舞弊、敲诈勒索等诸多类人的特性。 3. 为知县立祠庙 农民奉祀狄仁杰等清官的心理,是有特定社会背景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对横行地方的贪官污吏是深恶痛绝的,与之相应的就是对清官循吏的讴歌与期盼。唐代民间有许多讴歌清官的咏谚,赞善大夫左震为官清廉,于乾元二年(759)出任黄州刺史,黄州百姓歌之曰:我欲逃乡里,我欲去坟墓。左公今既来,谁忍弃之去。后有女巫“祭名山大川,巫所至因缘为奸,至黄州,震斩巫,阅其脏籍奏焉”,百姓又为之歌:“吾乡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杀之”。由此得见,唐代农民对清官的崇拜远远超过对神灵的崇拜。但现实生活中,农民所接触到的地方官中却是贪官污吏居多,清官循吏少有。这样便使得农民对清官进行神话,加以崇拜祭祀,这也反映出农民的清官思想。当然农民虔诚地祭祀清官,也是抱有一种功利目的的,希望清官能惠泽于他们。总之,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为清官立祠庙的现象甚为普遍。如吕諲死后,当地农民又凑钱十万,“于府西爽垲地大立祠宇,四时祠祷之。” 二、 唐代农民的宗教原因 严酷的社会现实、飘忽不定的自然环境、脆弱的心理特征都使农民无时无刻不在渴求神的庇护。 1. 在劳动与斗争的基础上,注意以自己的力量救助民 农民是天灾与人祸的主要受害者,多变的自然环境、脆弱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