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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康德庄园》中的文化身份 1909年春，英国社会政治学者、现任英国政府参谋长的马斯特曼出版了《英国情况》（c.f.g.美国），并对英国在华最后阶段面临的各种动荡和危机进行了调查。同年夏天, 福斯特开始创作小说《霍华德庄园》 (Howards End, 1910) , 并于次年发表。鉴于马斯特曼曾对福斯特的文学生涯的起步和社会观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1)而《英国的状况》和《霍华德庄园》两部作品都探讨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阶级、性别和文化问题, 且分别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英国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评论界自然将《霍华德庄园》定义为一部探讨“英国的状况”和“谁将继承英国”的社会小说, 并试图通过小说文本来探究英国爱德华时代的部分社会历史原貌。 在诸多围绕人物展开的主题研究中, 阶级身份与文化态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之一。然而, 尽管小说的阶级架构由施莱格尔姐妹、威尔科克斯一家和伦纳德·巴斯特及其妻子三组人物组成, 各组人物对待文化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巴斯特夫妇却往往仅被视为贯穿叙事的桥梁和映衬他人的镜子, 在与代表中产阶级知识阶层的施莱格尔姐妹和中产阶级商业阶层的威尔科克斯一家的纠葛中折射出他们在阶级思想、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或本质相通之处。即使在那些极为有限的以伦纳德为中心的讨论中, 这一人物所体现的社会阶层与特质、阶级身份与文化态度之间的关系也未能得到深入研究。基于伦纳德在“谁将继承英国”这一中心命题中扮演的非法父亲角色, 批评的焦点主要落在其农耕身份渊源所象征的田园传统之上;部分批评家还从优生学和阶级比例变化的角度讨论了这个人物所预示的社会结构变化和阶级身份威胁。同时, 鉴于文化追求和阶级身份在伦纳德身上的严重“错位”, 以及文化对其命运造成的毁灭性后果, 批评家普遍认为伦纳德是福斯特笔下又一“文化滥用者” (culture abuser)(2)和“以文化自鸣得意” (culture-snobbery) 的代表(3), 是“错误地把文化这一手段 (means) 当成目的 (end) ”的典型,(4)更是受制于“个人愿望”和“个人能力”之间的鸿沟的极端角色。(5)在许多学者看来, 人物自身的局限性是导致“文化滥用”的根源, 而这种局限性在伦纳德身上主要体现为与其阶级身份紧密相关的阶级意识和习惯、教育水平和能力、生存状况和人生目标。结合福斯特其他作品, 弗班克 (P.N.Furbank) 评论说: 对文化的滥用是福斯特所有早期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福斯特已经刻画了多种形式的文化滥用状况, 例如[《天使不敢驻足的地方》中的]菲利普·赫里顿将文化当作是逃避的途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塞西尔·维斯将文化作为一种显示其优越地位的手段;《天国驿车》中的彭斯先生将文化据为己有。福斯特认为, 所有这些滥用都将文化从给予它价值的基本人性中分离出来。现在, 在这部新的小说《霍华德庄园》中, 福斯特讨论了另一种滥用形式:即教育水平低下的人以文化而自鸣得意的状况。(6) 显然, 包括弗班克在内的许多批评家都认为, 福斯特塑造伦纳德这一人物的目的是批判和讽刺社会中下层阶级对文化及其功效的误解和滥用。(7)但相比福斯特对弗班克列举的其他人物确凿无疑的批判态度, 伦纳德·巴斯特并不是福斯特摆在小说主人公对立面的批判对象;相反, 却是得到主人公一定认同和接纳并最终成为福斯特理想中的“英国继承人”的父亲人选。因此, 即使“文化滥用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伦纳德不可否认的一个身份标签, 福斯特的反讽很可能并不像以往批评家所理解的那样简单。 如果我们以英国爱德华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为参照, 仔细深入地考察文中的相关因素, 尤其是对以约翰·罗斯金和马修·阿诺德为代表的文化观的戏仿和反讽, 我们就会发现, 福斯特将文化“强加于”伦纳德·巴斯特, 并非仅仅旨在反讽这一个体对文化及其功效的误解和滥用, 而且也旨在反讽作为特定阶级意识的文化载体对社会中下层的误导和由此可能造成的悲剧。福斯特想说明的很可能是:如果社会中下层的其他人像伦纳德那样追求高雅文化, 并视文化为完善自我和提升地位的唯一途径, 那难免也会遭遇同样的痛苦历程和悲剧下场;而自由-人文主义文化观所倡导的文化的普世教育价值和社会调和功能正是造成社会中下层文化追求者的悲剧命运的一个深层原因。 学界一般将伦纳德·巴斯特的形象与马斯特曼和杰克·伦敦在其作品中对爱德华时代英国贫苦阶层的调查和描述联系起来, 认为这是福斯特在他人所做的社会调查研究基础上加以创作的小说人物。叙述者在展现巴斯特及其妻子的日常生活前的一段陈述常常被批评家引为推断福斯特创作基础和阶级态度的依据。在小说第六章的开篇, 叙述者以一种既漠然又嘲讽的语气说道:“我们对真正的穷人并不关心。他们是不必加以考虑的, 只有统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