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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立法三十年回顾与反思 一、 通过立法探索终身教育的定位 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支持下，法国成人教育专家保罗兰格朗首次提出了这一提案。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它现在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教育理念，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广泛传播和实施。 中国自“文革”结束后引进终身教育的思想, 经过三十多年的大力发展, 终身教育现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而在政策层面予以广泛推进。一项成熟政策的最后归宿必然是立法, 只有通过立法才有可能把政策层面的成熟思路与具体策略予以切实落实与规范, 终身教育的发展也是如此。如今, 作为保障国民学习权的终身教育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构建一个统合各种教育资源的终身教育体系也已达成基本共识, 而把推动终身教育与创建学习型社会联系起来的理念已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与政策。那么, 如何把以上各项基本共识与重大原则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准确定位与最终落实, 则唯有通过终身教育立法才能实现。在此背景下, 福建省 (2005年) 、上海市 (2011年) 和太原市 (2012年) 纷纷进行了地方层面的终身教育立法探索, 但限于对终身教育理解程度的限制, 上述三个地方性法规仍然存在诸如只具立法的象征性而不具法律的适用性, 把终身教育理解为学校外的继续教育, 窄化了终身教育的内涵等弊端。诚然, 上述地方性法规毕竟实现了我国大陆终身教育立法零的突破, 对正在酝酿的国家层面终身教育法的制定还是起到了奠基与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二、 应确立“学习社会”的立法宗旨 综观国家终身教育法的立法意图, 首先应定位于制订一部诠释终身教育理念、确立终身教育方针、制订终身教育制度的法律。同时它还必须从国家和全局的高度出发, 为制订或修订下位法以及相关的教育单行性法规提供法律依据。那么国家终身教育法最根本的立法理念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 其应是早已在国际社会达成基本共识的“权利性”和“非功利性”的思想。由此, 依据“权利性”的理念所要确立的是为全体公民建立一个能保障终身学习权的法律制度;而依据“非功利性”的理念所要确立的立法宗旨, 则是着重解决终身教育活动的价值取向问题。换言之, 开展终身教育并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繁荣或个人职业能力的提升, 它更关注“人生真正价值”的实现, 而其最终目标则是创建一个人人皆学、时时可学、处处能学的“学习型社会”。如果按学习社会的创始人罗伯特·赫钦斯 (Robert M.Hutchins) 的说法, 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里, 人们自发地通过持续的学习活动来完善自身的人格, 同时为实现人生真正价值的转换而努力 (Hutchins, 1968) 。因此, 我国终身教育法的价值基础和指导思想, 应把确立“学习社会”的理念作为重要的目标之一而在立法条款上予以明确, 从而使这一既具理念性又具实践性的构想通过立法保障得以切实地实现。具体来说, 我国终身教育立法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 应确立终身学习的价值取向 终身教育除具有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个人生活质量的功能之外, 更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完善个体的人性与人格, 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 推进终身教育的发展, 亟需抛开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无论这一取向具有多么诱人的内涵, 诸如国家繁荣、经济增长等。笔者认为, 我国发展终身教育的价值取向首先应立足于使全体公民树立终身学习的自主意识并养成终身学习的自觉行为, 其次是最终建立国际社会所一致倡导的学习型社会。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发展终身教育, 社会经济的推进与繁荣、个体生活质量的提升与丰富固然也是应有之意, 但若将价值基础仅仅定位于狭隘的经济目标, 终身教育将失去灵魂和人性完善的终极追求。因此, 我国的终身教育立法框架必须首先明确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终身学习的权利, 满足公民终身学习的需求, 并以提高公民的精神文明素养以及规范终身教育的组织实施作为立法的基本宗旨。诚然, 非功利性的价值取向并不代表完全否定一些具有实利倾向的活动, 对于一些急需通过公益性的终身教育活动或职业培训以解决下岗或再就业的民众而言, 终身教育无疑为其提供了最好的支持与服务。 (二) 政府主导,责任主体 国家终身教育立法还应明确终身教育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 明确政府发展终身教育的职责, 同时将推动终身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 这对于终身教育的发展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简言之, 终身教育的推进主体与责任主体均应由各级政府承担, 同时应以举国体制发展终身教育。由此, 建立推进终身教育的组织机构和确定终身教育的经费投入机制等都是国家终身教育法必须明确的重要内容。换言之, 领导体制与运行机制的确立, 将有助于理顺终身教育与人事、劳动及人力资源等相关部门的关系, 同时能够确立终身教育发展的整体规划, 而将政府作为发展终身教育的责任主体, 不仅有助于整合各种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