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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贿赂犯罪的刑罚 目前，贿赂犯罪非常猖獗，有显著增加和蔓延的趋势。行贿犯罪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直接诱发受贿犯罪, 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 腐蚀国家政权肌体, 社会危害性极大。因此, 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 对于提升当前反腐斗争效率具有重大意义。 一、 立案侦查结构最关键,在刑法中规定了严肃查处严罚案的工作方法 鉴于行贿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严格依法追究行贿人刑事责任, 加大对行贿罪的打击力度是源头遏制腐败的必然要求。对此, 有学者指出:“行贿和受贿同害, 它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行, 妨害公平竞争秩序, 它是从堡垒外部对国家政权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的肆意破坏, 危害了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毁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 破坏了公共信誉, 损害了社会正义。对于受贿犯罪人这样的‘内奸’我们要严惩, 对于行贿人这样的‘外敌’也不能轻饶。”(1)然而, 审视现状, “在我国贿赂犯罪的治理中, 对行贿罪的处罚不力已是目前民众及司法人员的普遍感受”,(2)“实践中常见受贿官员纷纷落马, 但行贿人身陷囹圄的却少之又少, 二者之间比例悬殊。行贿人只要交代了问题, 提供了侦查机关定案所需要的证据或保证金, 就基本平安无事了。”(3)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曾于1999年3月4日联合发出《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旨在加大打击行贿犯罪的力度, 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行贿犯罪事实上被立案或被追究刑事责任较之受贿犯罪而言, 比例之大仍然惊人, 以两组统计数据为例加以说明。 其一, 2000年-2005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受贿罪和行贿罪的绝对数量。(4)据统计, 2000年立案侦查受贿案件8406件8755人、行贿案件1200件1298人;2001年立案侦查受贿案件8332件8590人、行贿案件1686件1809人;2002年立案侦查受贿案件8576件8828人、行贿案件1822件1963人;2003年立案侦查受贿案件8457件8654人、行贿案件1759件1885人;2004年立案侦查受贿案件8511件8887人、行贿案件1712件1952人;2005年立案侦查受贿案件8425件8811人、行贿案件1688件1994人。对比立案侦查受贿犯罪和行贿犯罪的绝对数量, 不难发现五年当中行贿罪的立案侦查比率最高也仅为受贿罪立案侦查率的20%。 其二, 2010年-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和行贿案件的绝对数量。(5)据统计, 2010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为18224件, 但立案侦查的行贿犯罪嫌疑人却仅为3969人;2011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为18464件, 立案侦查行贿人数也只有4217人, 行贿犯罪与贪污受贿案件立案侦查比率分别为21.7%和22.8%。虽然2011年较2010年对行贿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比率同比增长6.2%, 但对行贿罪的打击力度总体上仍然没有较大改观。 再以个案为例, 原广州海监局局长金天宝利用审批转让土地、发包工程、续租房产之机, 收受贿赂80余万元, 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而行贿50万元的海南三亚某公司经理刘某等多名行贿人均未定罪;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原局长肖占武等人受贿案中, 行贿者达70人之多, 然而最终被追究行贿罪刑事责任者少之又少。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 从法律层面上讲, 不利于行贿犯罪预防, 有损法律公正。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 而是刑罚的必然性。”(6)大量的行贿犯罪被过滤到刑法惩罚之外, 客观上放纵行贿犯罪, 对受贿犯罪不断攀高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造成贿赂犯罪的整体恶化;从社会效果上看, 助长行贿之风, 有损社会公正。正如有学者论述:“如果行贿罪被轻纵, 会给社会造成‘行贿无罪’的错觉, 同时由于行贿成本与收益不成比例, 必将助长行贿的歪风, 抵消了政府对腐败的惩治力度与效率。”(7) 二、 法律原因:法律与立法 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 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司法上的原因, 但两者并非等量齐观, 不分主次。笔者认为, 立法原因是前提, 是根本, 是造成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主要诱因;司法原因是关键, 是造成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重要因素。 (一) 立法的原因 1. 质权法上的鼓励 贿赂范围的界定, 不仅直接影响行贿罪与非罪的认定, 而且直接体现一国对待行贿犯罪的刑事政策走向, 反映其对贿赂犯罪的惩处力度和打击范围。我国贿赂犯罪中贿赂的范围, 存有三种不同观点或主张: (1) 财物说。该说认为贿赂的范围应仅限于财物, 即以有形实体存在的金钱和物品, 不包括其他财产性利益, 更不涵盖非财产性利益。 (2) 财产性利益说。该说认为贿赂的范围不仅包括财物, 而且包括除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