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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思想文化的三维结构 一 商业社会的繁荣为清王朝社会风气的盛行,进行了自我肯定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结构的初步转变和新社会意识的出现，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社会生活也与传统失去了联系。 首先是商品经济的繁荣, 催生出资本主义萌芽。明嘉靖到崇祯这一时期, 私人占有的城市手工业工场初步形成, 纯粹的商业和手工业性质的城镇雨后春笋般涌现, 甚至还出现了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倾向。清初期, 中国社会经济曾遭到严重破坏, 但到清中叶时, 不仅整个社会已经得到恢复, 而且资本主义萌芽也有所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 就我们所涉及的史料说, 在明代如果还是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到清中叶则已经遍及于各地;如果在明代还只限于丝织业、陶瓷业、煤矿和东南的商业性农业等等, 到清代中叶, 则差不多遍及于各行业各地区”(PP.115~116)。到鸦片战争前夕, 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几乎要取代封建制度的水平, 这就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官僚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的出现从资本和经验上奠定了基础。 其次, 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 “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的生活习俗蔚然成风。关于明代社会风气的转变, 山东《博平县志》载:“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过去乡社村保中无酒馆, 亦无游民。由嘉靖中叶以至于今, 流风愈趋愈下, 惯习骄吝, 互尚荒佚, 以欢宴放饮为豁达, 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斯隶走卒, 亦多缨帽缃鞋, 纱裙细裤, 酒庐茶肆, 异调新声, 汩汩侵淫, 靡焉不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 别号下延于乞丐, 逐未游食, 相率成风。”清中叶后的社会风尚也近于明中后期。 再次, 在思想界, 新的思想风行, 并对程朱理学猛烈批判。王阳名学在明万历年间首次得到皇帝承认, 并迅速风靡。但王学左派奉行自然主义和自由精神, 不断超越主流意识和政治秩序允许的边界, 特别是经过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及其后人发展后, 更迅速的发酵膨胀为否定圣人之学、提倡个性解放的学说, 并在诸如李贽、何心隐、袁宏道、汤显祖等独立特行的文人中流行, “王守仁的‘心学’, 作为道学唯心主义逻辑发展的终点, 以不能自解的内在矛盾孕育着自我否定的契机, 也就预示着由王学的分化必将出现新的哲学启蒙”(P.142)。清王朝虽然在思想文化上努力尊崇程朱理学, 强化道德礼教, 但效果并不理想。清初, 就有许多士人怀着满腔民族主义采取激烈的反抗态度, 不与之合作, 甚至清末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还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革命纲领。与此同时, 启蒙思想在清思想界也一直未曾中断, 先有明朝遗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后有戴震、郑燮、龚自珍等, 他们或鼓吹自然人性论和新情理观, 或专注于弘扬个性自由解放的思想。待到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方思想的批量输入, 以及统治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改革, 启蒙思想已完全冲垮了儒学体系。 二 “至情”与“性灵” 在封建社会最后的总结期, 诗教思想虽然也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 但依然信奉儒学传统,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明清时期论文崇“道”。宋时, 儒学发展为道学, 文、道关系也随之成为文学家和道学家最关心的问题, “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文以载道”或“文从道中流出”成为讨论最多的话题。明清以道学为国学, 道学家对文的认识也就必然直接影响到时人文艺思想。明初被文学家和理学家都推崇的宋濂论文时就说:“道明而后气充, 气充而后文雄。”又说:“学圣人者, 必法经以为文。”他的弟子方孝孺也持同说, 言:“道者气之君, 气者文之帅, 道明则气昌, 气昌则辞达。”后来的茶陵派领袖李东阳论诗, 已接近于道学家以道为本、以文为用的文艺观。如说:“言之成章者为文, 文之成声者则为诗。诗与文同谓之言, 亦各有体, 而不相乱。”(卷3, 《匏翁家藏集序》P.58)如说:“夫诗者, 人之志兴存焉。故观俗之美与人之贤者, 必于诗。今之为诗者, 亦或牵缀刻削, 反有失其志之正。信乎有德必有言, 有言者之不必有德也。”(卷2, 《王城山人诗集序》P.23)这些话都类似于道学家之言。 第二, 文以载道的目的在于教化。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讲诗乐关系时言:“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 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 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 又取其声之和者, 以陶写情性, 感发志意, 动荡血脉, 流通精神, 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 虽有格律而无音韵, 是不过为俳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 则诗之教、何必以诗律为哉。”虽然在明中叶以后, 李贽倡导“童心说”, 汤显祖倡导“至情说”, 公安派提出“性灵论”等, 对儒家诗教带来巨大冲击, 但就整个文论界来看, 大多数人仍承认儒家诗教地位。如黄宗羲在《马雪航诗序》中强调诗歌创作要抒发“真情”, 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