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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著述与文献辑佚 刘世培（1884-1919），字为“申”，与“光汉”一起，他出生在江苏省仪征市。仪征刘氏是晚清有名的经学世家,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淇,祖刘毓松,伯父寿曾,以三代相继共治一部《春秋左氏传》而饮誉学林。刘师培受其家学影响,亦善治经学,“束发受经,思术先业。”一生著述鸿富,《左龛文集》、《刘申叔先生遗书》辑存了其大部分的论著,然仍 “约有一百余篇”诗文尚未被收存。刘师培学术理路以经古文学为底色,治学风格表现出了丰厚的文献基础和独特的治文献学方法。本文从其著述及其学术思路中,探讨其研究文献的方法。 1 刘师培在辑佚 清代学者称目录学是治学之门径,要弄清楚书籍流别,了解学术源流,必要研究目录学。如文献学家王鸣盛所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刘师培认为目录学是治学之纲,曰:“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其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刘氏首先认为研究学术流变,应从目录学入手,研究中古文学,当从晋之挚虞的《文章志》和《文章流别》始。其次,他认为目录学是治学之纲,指出:“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 刘氏目录学观点是对前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观的具体化和实践化,这充分地体现在他的文献“辑失”工作中。 古代文献,存在着严重的散佚现象,“辑佚”工作就是文献工作者通过其他书籍中引用的材料,重新搜集、整理出来,企图恢复作者原书的面貌,或者恢复它的一部分。刘氏在“辑佚”工作上颇有建树,而且治学严谨,强调“文集存佚及现在篇目必宜详考也。”凡是熟悉目录的人,翻书是比较容易的;对于学术流别,是比较清楚的。对于文集存佚及现在篇目的考证,刘氏从其熟悉的目录上入手,“足考古代文集卷目者,实以《隋经籍志》为大宗。《隋志》以下,则《唐志》为大宗。嗣则宋《崇文书目》(嘉定钱氏有辑校本,广东所刻)、《南宋中兴收目》(见王氏《玉海》中)、晁氏《郡斋读书志》(以湖南刻本为完备)、陈氏《直斋书录解题》(武英殿本)、马氏《文献通考经籍考》(《通志艺文略》多抄摄史志及《崇文书目》而成,不足据)、明《文渊阁书目》(《读书斋丛书栖》)、焦氏《国史经籍志》、清《四库全书提要》,均宜检阅。”刘氏认为,在整理文学材料工作中,应利用书目;他列出了各代具有权威性的官修书目,并要求参考一些有影响的私家藏书目录,如“范氏天一阁、毛氏汲古阁、黄氏千顷堂各书目,宜就校中所有者,分别检阅,次及其余。”对于辑佚,刘氏对书目版本也颇有讲究,如:晁氏《郡斋读书志》,“以湖南刻本为完备”;“《通志艺文略》多抄摄史志及《崇文书目》而成,不足据。” 在辑录亡书逸文时,刘氏也充分利用书目。“逸书之中,其首应搜集者为晋人、宋人、齐梁人所撰各文章志。”完备收录古代之书的晋代挚虞所作的《文章志》,是中国第一部文学史类书籍,已亡失,其体例对后来文学史的写作具有指导作用。刘师培通过目录学,考《文章志》体例为“人各为传,详载所著文若干篇,及现存文若干篇”。“考《隋书经籍志》有挚虞《文章志》四卷(《唐志》卷同,《后汉收》李注、《三国志》裴注、《世说新语》刘注,均引其文。”刘师培根据其注所引,即“据《三国志·陈思王》注所引,有‘刘修著诗赋颂六篇’各语,《后汉书·桓彬传》注所引有‘桓麟文见在者十八篇,碑九首,诔七首,说一首’各语。”考其引文与虞书《文章志》体例相似,即考其体例如上述。 又如《隋志》所载晋人荀《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唐志》杂作新,十卷作五卷),荀书现在亡佚,“今鲜可征”。刘氏根据后来书目的引用及文献的收录,考证出其大概原貌,“《后汉书注》、《文选注》以及《太平御览》,并多引录。别有顾恺之《晋文章纪》,邱渊之《文章录》,虽书名不见《隋志》,然《世说注》各书所引,并有明文。”据此,刘氏认为“邱书刘注所引,或作《文章叙》、或作《新集叙》、或作《文章录》,均系一书。”认为这些书目都是古代文学史之专书,“宜检阅各书,刺取所引逸文,以备编辑。” 2 刘师培的学校观:以字浚史 清代学术以经史考证为中坚,而小学被视为治经治史的初阶。凡属史学大家,必先通小学,如顾炎武、钱大昕、阮元等皆主张“用汉儒家法以治史”,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 刘师培也有类似的认识,作为一个经学大师,首先得益于其精通小学,且成果丰富。刘氏在《甲辰年自述诗》中云:“读如读若汉儒例,识此义者段懋堂,欲考群经通假例,《毛诗》《戴礼》古音详。正名大义无人识,俗训流传故训湮,析字我师荀子说,新名制作旧名循。高邮王氏雒山刘,解字知从辞气求,试证西方名理学,训辞显著则余休。古人制字寓精义,周秦而降渺不存,试从仓颉溯初祖,卓识能穷文字源。许君说字重左形,我今偏重右旁声,江都黄氏发凡例,犹有王朱并与衡。字义多从音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