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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美中教授的医学思想 岳美中是中国著名的中医专家。我有幸成为先生创办的全国中医研究班以及中医研究生班唯一的两班皆参加的学生, 追随左右, 寒暑相易数年, 受益匪浅。时值由陈可冀院士主持的岳美中学术经验座谈会, 拟以《学习岳美中老师“专病专方与辨证论治相结合”学术思想》一文表达对先生的缅怀之情。 先生集数十年临床经验, 发辨证与专方并行不悖之论, 融理法方药为一炉, 为“攻”为“守”, 妙存心机。他针对当时中医学界存在的两种倾向:一是不辨证论治, 只强调专方、单药;二是只强调辨证论治, 随证下药。认为两者均有所偏, 主张中医治病必须专病专方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学术思想, 指出:“余谓中医治疗, 必须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 对于确实有效的专方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先生认为,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治疗疾病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也是中医学术的特点和精华所在。数千年来, 它在中医学术的发展和促进诊断治疗技术的进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临床上通过辨病因、辨病位、辨病态、辨病机、辨证候、辨方药、辨患者的虚实强弱, 采用积极主动、恰如其分的治疗, 既注意到人体内外环境的联系和统一性 (如内外相应与脏腑经络相关的辨证) , 又注意到个体体质差异等特点, 因而有一病多方、多病一方的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 不但临床效果好, 而且是中医研究工作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每一门学科或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特色的诊疗思维方法也不例外。它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 (1) 有时无证可辨。有些疾病的早期, 已有器质性病变, 常表现为隐匿状态而无法获知。如隐性糖尿病、隐性肾炎、肿瘤等疾病的初起, 无证可辨, 失去了早治疗的机会;男性不育症的精液异常及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 若无化验诊断, 依靠四诊难以确立。又如慢性肝炎、慢性肾炎等病经过治疗症状消失, 但化验仍有阳性指标等。 (2) 有证可辨, 辨而有误。在某些情况下, 虽有证可辨, 但由于缺乏对疾病基本矛盾或本质的了解, 存在辨而有误, 如声音嘶哑症, 倘若不明是喉癌, 还是声带息肉、声带麻痹所引起, 一般对症之方亦于事无补。 (3) 对新疾病尚缺乏深入认识。随着时代的变迁, 疾病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大量新的疾病涌入临床, 中医书籍多未触及, 如先天性发育异常疾病、遗传性疾病、内分泌疾病、免疫性疾病等。 (4) 现代一些致病因素尚未纳入辨证体系。传统中医对病因的认识, 以外感、内伤、饮食、劳倦、房事、痰饮、气滞、虫积、外伤、疫疠等为多, 对新的致病因素所产生的病证尚未纳入辨证系统。以遗传因子为例, 当出现异常染色体, 或某些染色体畸变都会产生疾病, 我们如何认识染色体异常?在免疫因子方面, 致病性的免疫异常因子很多, 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属为中医的“邪”或“毒”的范围。这就需要找出规律, 或延伸病因辨证的科学内涵。 (5) 缺乏病证之间的内在统一及证的动态变化研究。现在中医临床对病证间的统一认识不够, 就是说每一种病, 应该包括哪些证候、必然证、或然证、兼夹证应有所区别, 如果什么病下都是几个型, 必然使辨证论治僵化。动态变化是证候的基本特征, 从证的发生来看, 有前沿证、非典型证、典型证;由于证候所处的阶段不同, 有新发、骤发之分, 深化、转化、突变多种变化形式, 以及向愈、加重等。辨证论治虽然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 但其仍然是中医学临床诊疗活动的固有特色, 如先生所说:“近几年来, 我们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若干疾病的临床研究工作中, 深深体会到辨证论治的临床运用, 往往在治愈疾病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样, 先生亦指出:“我们也体会到, 若能不停留于辨认证候, 进而辨病、辨病名 (包括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 , 论治时注意古今专方专药的结合应用, 一定效果更好。” 专病专方是指针对某种疾病有独特功效的方剂。专病专方是中医学的基本思想。清代徐大椿在《兰台轨范·序》中道其要义:“欲治病者, 必先识病之名, 能识病之名而后求病之所由生, 原其所由生, 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 而病症所由异, 然后考虑其治之法, 一病必有主方, 一病必有主药。”中医自古以来就重视辨病与方药的对应关系, 《五十二病方》记载了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52类疾病, 基本上以病论治。张仲景《金匮要略》则以专病成篇, 其所指“辨某某病脉证治”乃体现专病专方思想, 如百合病主以百合剂, 黄疸病以茵陈剂, 蛔厥用乌梅丸, 肠痈用大黄牡丹皮汤或薏苡附子败酱散等。《先醒斋医学广笔记》治风症专方豨莶草丸, 该方“治烂风及风疹作痒如神, 豨莶草取末, 调吞, 治瘫痪甚验”。现代学者通过文献、临床及实验研究, 研制出许多十分有效的专方专药, 如消瘰丸治淋巴结核长期不愈之证, 强肝汤治疗慢性肝炎, 青蒿素治疗疟疾, 加味活络效灵丹治疗宫外孕, 雷公藤治疗类风湿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