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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行相生说的提出 一、 从“火胜金”到“水胜火”，从“五德转移说”到《汉 “五行”一词出现在《左传》和《普通话》中。《左传》文公七年“火水木金土谷，谓之六府”。《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缺一不可”。“五材”即火水木金土，“六府”去谷而为“五材”，是民生不可或缺的五种实用资材。《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五行”即地之所有的“火水木金土”，“五材”发展为“五行”。“五行”、“五味”、“五色”、“五声”表明“五”的观念受到重视。《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国语·周语》谓“天六地五，数之常也”。韦昭注：“天有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概之，在《左传》、《国语》里，火水木金土之五行观念基本形成，但其五行是指地之五种实用资材，与战国后期邹衍把五行上升为天之五气，还有一段较长的距离。从《左传》昭公三十一年“火胜金”、《左传》哀公九年“水胜火”看，春秋时代的人们已注意到这五种实用资材之间的相胜作用。 《尚书·洪范》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洪范》的五行之序与《左传》文公七年“火水木金土谷”相比较，除水火颠倒外，其余皆同。《洪范》的五行之序可能本于《左传》。春秋后期，六府发展为五材、五行，《洪范》接受了春秋时代的五行观念，并把五行提高到《洪范》的九畴大法之首。《洪范》的五行思想较《左传》、《国语》内容更为丰富深刻。它关注五行的不同性质和功用，如“火曰炎上”，且认为悖逆五行之本性则产生灾难。《洪范》九畴中，以五命名的大法有“五行”、“五事”、“五纪”、“五福”，且把五味配入五行，以五给事物分类的观念更为成熟。这是在《左传》五味、五色、五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以“五”给政治大法命名。《洪范》的五行之序与战国后期邹衍的五行相胜之序不同。只有当五行是相胜之序时，才可能用五行相胜的作用解释历史朝代的更替，故《洪范》的五行观念与邹衍的五行思想本质不同。概之，《洪范》的五行思想介于春秋时代的五行观念和战国后期邹衍的五行思想之间。 战国后期，邹衍发展了五行思想。春秋时代有“火胜金”、“水胜火”之说，这来自于经验事实。邹衍受此启发，始关注五行间的相胜作用(“木胜土”、“土胜水”、“金胜木”亦基本符合经验事实)，并以五行的相胜作用解释历史朝代的更替，创立了五德转移说。邹衍的著作惜已亡佚，其五德转移说部分保存于《吕氏春秋·应同》。邹衍的五行从地之五种实用资材上升为天之五气，气无形无象能生出许多变化。邹衍以五行相克相胜说明历史朝代的转移，以天命符瑞证知某行（德）主运，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某德主运，受命之王实行某德之事，如“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把五行配入四时：春，盛德在木；夏，盛德在火；中央土；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这即是《礼记·礼运》所谓“播五行于四时”。把五行配入四时是出于经验的事实：春天万木生长，枝叶青翠，四时之春、五色之青、五行之木相应；夏天气候炎热，夏、赤、火相应；秋天万木凋零，天地充满了肃杀之气，秋、白、金相应；冬天寒水自黑，冬、水、黑相应。五行配入四时之后所形成的次序为：木、火、土、金、水。这种次序既不同于《洪范》的五行之序，又不同于邹衍的五行相胜之序。董仲舒把这种次序命名为五行相生之序，从而创立了五行相生说。 二、 第三，相生之序即为人道之孝 邹衍的五行上升为五气，但五行之气与天尚未形成某种联系。董仲舒把天与阴阳五行之气紧密联系起来。《春秋繁露·五行相生》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之气与阴阳之气、四时之气并列，皆为天地之气所分化，因此，五行之气与天直接联系，比邹衍的五行仅是气而未知何出，向前发展了一大步。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天道是人道的根据。如何知天道呢？《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曰：“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逆顺、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董仲舒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五行，故从五行之气的运行及其相互关系里知天道。质言之，五行之道表现了天道，是人道的根据。 《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把五行配入四时，五行之序是木、火、土、金、水。这种次序不是像五行相胜那样根据五行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排列的。董仲舒从四时构架里把五行独立出来，以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作用）来解释“木火土金水”的五行之序，五行相生的观念应运而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因此，五行相胜之序和五行相生之序皆表示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