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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仲舒对五行学说的吸收与改造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上承孔子, 下启朱熹, 对儒家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从其整个的哲学思想体系来看, 董仲舒属于典型的儒家学派。他继承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仁政”和儒学政治家的思维方式“以中和治天下”, 提倡“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使儒家学说在西汉时期的思想领域和政治实践中都占据了统治地位, 所以后人才称他为“汉代孔子”。但是, 他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体系中还兼容并蓄了其他学派如道、法、墨、阴阳诸家的思想。本文试就董仲舒政治哲学对阴阳五行说的吸收这一问题作一些初步论述。 对阴阳五行说的吸收与改造, 是董仲舒政治哲学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他在《春秋繁露》中对阴阳五行的大义作过深入的研究, 其中直接以阴阳五行为题的就有《五行对》、《五行之义》、《阳尊阴卑》、《阴阳位》、《阴阳始终》、《阴阳义》、《阳阴出入》、《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五事》、《天地阴阳》等篇目, 这足以说明董仲舒对阴阳五行说的融合程度之深。所以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汉兴, 承秦灭学之后, 景、武之世, 董仲舒治公羊《春秋》, 始推阴阳 。”董仲舒政治哲学体系中最有创意的部分就是将儒学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阴阳五行说所宣扬的一整套宇宙系统模式经过董仲舒的继承和改造之后日臻成熟, 并以一种神秘主义的形式融进了儒学体系当中, 同时借助于一定的政治手段, 使董仲舒的儒家哲学在当时更加具有政治实践性和理论说服力, 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 维护了封建大一统的政治统治。 一、 相应地医疗了秦“体系” 阴阳五行说是阴阳家的核心思想, 是由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融合而成的, 两者在刚开始产生时是相互分离的, 阴阳与五行是两组独立的概念。“阴阳”本指物体对于日光的向背, 向日为阳, 背日为阴, 《诗经·大雅·公刘》中提到的“既景乃冈, 相其阴阳”即是此意。后来“阴阳”演变成天地之气的内容, 西周时的伯阳父说:“夫天地之气, 不失其序。若过其序, 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 阴迫而不能蒸, 于是有地震。”(《周语上》P26)以后《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 再到《易传》把阴阳作为两个最基本的观念来解说八卦从而解说万事万物。所以, 阴阳范畴的内涵是逐渐扩大的, 由最初的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概念, 扩充成一个诠释社会万物万事的概念。“五行”的起源也很早。在卜辞中就有五方 (东南西北中) 观念和“五臣”的字句;最早记录有“五行”一词的是《尚书·甘誓》:“嗟!六事之人, 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弃三正, 天用剿绝其命!”随后的《尚书·洪范》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五行”的内容:“五行: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水曰润下, 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 金曰从革, 土爰稼穑。润下作咸, 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 从革作辛, 稼穑作甘。”这里的“五行”明显只是指五种物质元素, 并没有后人所加上去的神秘色彩。虽然五行概念形成颇早, 但在其出现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并不是很大。相反在西周春秋时期, 人们习惯于用阴阳解释天地自然的变化。如《左传》中关于日食水旱、风霜雨雹, 人们都是以阴阳予以解释。这种状况到了战国的中期有了变化。《管子》将五行同阴阳进行了初步的结合。《四时》篇将阴阳与五行、四时、四季、日月星辰相组配, 五行与阴阳的结合有了初步的验证。这也标志着阴阳五行说的正式形成。使阴阳五行说产生很大影响的是战国后期阴阳五行说的集大成者邹衍。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阴阳五行思想体系, 使之成为与儒、墨、道、法诸学鼎立的“显学”。邹衍的思想主要有五行生克论和五德终始说。五行生克, 即五行相生相克。相生, 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克, 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邹衍的五行生克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界的某些规律, 如水生木, 水克火、火克金等, 但邹衍忽视了五行相生相克的某些条件, 导致这种理论过于机械化。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他的代表思想。五德, 指水木火土金的各自特性。这个理论将五行相克的学说与王朝的更替联系起来, 认为每个王朝都与五行中的某一个相对应, 王朝间更替的次序都是按五行相克的规律进行的。吕不韦吸收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在他主编的《吕氏春秋》的《应同篇》中就有这个问题的全面论述。《应同篇》认为, 每个朝代兴起之前都会出现奇特的自然现象。如, 黄帝时“土”中出现“大螟大蝼”, 这是黄帝将兴的征兆, 同时还暗示黄帝在五行中属“土”德, 以“黄”为主色;到了商代末年的周文王之时, “天先见火, 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 于是文王便以“火德”自居, 并以红色为主色, 火必克金, 故而周又灭掉了属“金德”的商代。《应同篇》根据五行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