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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问题 程相占（以下简称程）：文昌先生，我要感谢你利用时间来与我进行学术讨论。您从事中国文学与文论研究,您的主要著作都已经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中国拥有您最多的读者。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您的研究观念介绍到中国去。我设计的对话题目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请让我先解释一下我的意思。 所谓“传统性”是指,中国文论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特征:第一,从文论形态看,系统性专著很少,大量的相关言论、评论,甚至只言片语散见于古代经、史、子、集四部类中。第二,中国文论与中国文学史关系非常密切,大量的文论是针对或结合具体作品而进行的,古代文论甚至可以说是从中国文学史这个母体上衍生出来的,不了解中国文学史,很难理解中国文论。第三,从思维方式与论述方式看,感悟式的评点远远多于逻辑分析和论证。第四,从文论的功能说,古代文论的主要目的是指导人们写作和鉴赏,像《文心雕龙》的写作目的就不是构建什么文学理论体系,而是为了指导“才童作文”。第五,就古人对文论的研究方式而言,古代很少系统清理总结,像《文心雕龙·序志》有几句话,“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评论当时的文论著作非常简略;《四库全书》最后附着一个“诗文评”,对主要文论典籍做了一个内容提要。第六,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文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关系非常密切,两者许多核心概念是一致的,如道、气、神、悟等等,这6点可以概括为中国文论的“传统性”。 上述概括不可能完全准确。即使完全准确,这种概括也是在一定的理论背景和思想观念参照或支配下进行的。我把这种参照性、支配性背景称为文论的“现代性”。这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描述性概念,指中国文论所隐含的现代文论因子及其与西方文论的关系。20世纪初期,在大量输入的西方文论影响下,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开始产生。那时输入的主要是西方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观念,它们属于整个西方“现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 Habermas)的一部分。20世纪下半叶,带着西方理论视野、理论观念,中国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时,有意、无意地隐含着一系列中西比较:学者们开始批评古代文论零散、缺乏逻辑分析和理论体系,甚至试图概括出它的“潜体系”;研究古代文论时将文论从文学史中剥离,侧重阐发其理论内涵;有的学者,特别是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研究古代文论的目的主要是出于“文论民族性”的考虑,希望古代文论能够为当代文论建设提供理论资源;有学者针对中国当代文论大量引进自西方的现状,甚至斥责中国文论患了“失语症”,他们“药方还贩古时丹”,试图以古代文论为基础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碰撞、混合,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有着难分难解的复杂关系,集中在如下这一点上: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大量论题是在西方文论的刺激下产生的,或者说,西方文论作为客观存在的参照系,为古代文论学者“制造”或“构建”出了大量研究论题,尽管有些论题可能是虚假的。我相信中国传统文论的确也包含着“现代性因子”,但是,总感到中国文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多少处于一定的冲突状态,至少是不完全和谐状态。这牵扯到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观念和基本方法问题。 宇文先生不但对西方文论非常了解,而且在中国文论研究方面造诣精深。我上面所说的这番话可能夹杂着不少虚假的观念或问题,希望通过今天的对话予以澄清。 宇文所安(以下简称宇文):作为一个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从郭绍虞这一代学者开始的,也就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郭绍虞研究文学批评史的最初动机,是考虑到批评史研究有助于文学史研究,而这又受到了英国史家书写英国文学史的影响。但是要知道,即使是欧洲,文学史这个领域当时也只有大约50年的历史,也是一个新兴学科。如果你看《四库全书》中所搜罗的属于“诗文评”的范围,也比郭绍虞考虑到的要狭窄得多。郭绍虞对这个学科范围的设想,主要受到欧洲文学批评史观念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批评”这一范畴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它是服务于现代性之需要的后设建构。 程:与郭绍虞同时代的还有一位著名学者罗根泽,他有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我阅读时最深的印象是,罗根泽对这个学科的名字非常犹豫,他认真考察了西方相关术语,诸如literary theory, literary review, literary criticism,最后说“文学批评”是个不太好但勉强可以使用的名字。这一点正是我今天想向您请教的第一个具体问题:您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原来的标题是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直接翻译应该是“中国文学思想读物”。这就是说,您用的术语是“文学思想”而不是“文学理论”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