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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要件分析 立法者通常限制犯罪的对象，包括第1条规定的重大航空事故罪和第112条规定的铁路运行安全事故罪。但是,《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对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范围没有作任何限定,这就意味着该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除航空人员、铁路职工以外的交通运输人员和非交通运输人员。也就是说,不论是什么人,只要其行为符合《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主客观要件,本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就应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对此,刑法学界一般没有重大分歧。但是,在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要件方面,应针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一、 亡罪处理的可能路径 车辆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关于非机动车的驾(骑)驶人员能否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其违章肇事行为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问题,在刑法理论界存在着肯定说、否定说和折衷说三种观点。 肯定说认为,许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直接间接地与非机动车违章行驶有关。虽然非机动车辆肇事的危害范围及危害程度一般不如大型机动交通运输工具那样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事实。因此,交通肇事罪的主体应包括非机动车的驾(骑)驶人员。 否定说认为,驾驶非机动车的人违反交通规则,发生交通事故的,由于这种行为本身危险性不大,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因此不应定为交通肇事罪。造成被害人伤亡后果的,可按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处理,即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不应包括非机动车的驾(骑)驶人员。 折衷说认为,对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包括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非机动车的驾(骑)驶人员能否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取决于非机动车是否被用于从事交通运输活动。当非机动车被用来从事交通运输活动,即非机动车的用途被纳入与机动车用途相同的情况下,或者非机动车辆的驾驶与正在进行的有关交通运输活动有直接关联的情况下,行为人驾(骑)驶非机动车辆,违章肇事,危害交通运输安全,导致法定危害结果发生的,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反之,如果驾(骑)驶非机动车辆与交通运输活动无关,因行为人过失而导致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应以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而不应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非机动车辆的驾(骑)驶人员其行为具有危害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的性质,就应按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认定处理;如果不具有危害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的性质,就不应以本罪认定。 交通肇事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上述肯定说和否定说在分析非机动车的驾(骑)驶人员能够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时,均从非机动车辆肇事是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这一角度加以论述,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肯定说所给的结论过于笼统,而否定说认为所有情况下的非机动车肇事都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进而得出非机动车的驾(骑)驶人员不能成为交通肇事罪主体的结论,显然有失偏颇,不符合立法原意和实际情况。从实际情况和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规定来看,无论是机动车驾驶人员还是非机动车的驾(骑)驶人员,都可以因自己的违章行为而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因而理所当然地在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中不能排除非机动车辆的驾(骑)驶人员。例如,骑自行车的人在公路上突然横穿,致使过往汽车紧急刹车而相撞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完全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由于交通肇事罪只能发生在交通运输活动的过程中,因此,折衷说中的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以非机动车是否被用于从事交通运输活动为标准,来判断其使用者能否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这种观点虽然比较合理,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折衷说中的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以非机动车辆的驾(骑)驶人员的行为是否具有危害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的性质为标准进行认定,此意见无疑抓住了交通肇事罪的本质属性,但由于刑法学界对“公共安全”、“交通运输安全”的含义一直存在争论,故此意见同样缺乏可操作性。 笔者认为,刑法视野中的“交通运输活动”应当限制于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相应地,判定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员肇事造成伤亡事故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应当以行为人是否是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驾驶非机动车为标准。如果是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驾驶非机动车辆违章致生重大事故的,应以交通肇事罪论处;相反,如果是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非机动车因过失致人伤亡的,则应按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按此标准来判定,既符合立法原意,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 交通肇事罪主体范围的确定依据《解释》 1987年“两高院”下发的《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的通知》第一条明确规定:“单位主管负责人或者车主强令本单位人员或所雇佣人员违章驾车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应当按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