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回族城市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回族社区以银川市兴庆区红花乡北塔村为例.docxVIP

城市化进程中的回族城市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回族社区以银川市兴庆区红花乡北塔村为例 城市化是现代的必然前提。据推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西部开发区的不断推进，未来20年内将有4.5-5亿农民（包括西部地区的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从传统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这种转化可能是就地城市化带来的,也可能是集中型城市化即现有城市扩大化所带来的。在后一种转化模式中,必然会有很多人经历身处城乡结合部这样一种特殊的发展模式阶段。对于这种状态下的民族群体和社区来说,既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终结,又是即将开始的城市社会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状况会直接影响其进入城市后的生存状态。因此,调查研究城乡结合部社区的发展及其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于各地区、各民族的城市化进程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银川市兴庆区的红花乡、良田乡、银新乡的一些回族村就是非常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笔者以红花乡北塔村为个案,对这种类型的社区进行了调查,试图分析其特征。 一、 北塔村所属少数民族分布 北塔村紧靠银川市海泽路,在城市的西北边缘,原有村民小组(亦称生产队)11个,其中一队、二队和三队还有四队(部分),因原处于今银川市西门唐徕小区周围,故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实现了农转非,现在的北塔村所属只剩原四队(部分)、五、六、七、八、九、十、十一队,共有村民755户2 226人,其中回族540户1 690人,占总人口的76%。村中汉族主要分布在五、六、七队,八、九、十、十一队基本为回族聚居(如北塔十队共有居民66户300余人,其中回族61户,汉族5户)。土地面积近3 000亩(包括耕地和沟、渠、林、渔、荒地),其中耕地面积2 100亩,人均约0.9亩。土地面积的减少是银川市城市扩大带来的,同时带来的还有社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二、 社区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对北塔村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城市化已动摇了其原有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使社区原有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整个社区全方位的边缘化。 1. 北塔村社区对于建设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一方面是银川市城市规模扩大,逐渐将北塔村一些居民和土地囊括于城市之中,另一方面在城市还未到达的一些生产队(如五、六、七、八、九、十、十一队),人们还是以土地为生,除种植粮食外,受七八十年代曾有过的粮食队与蔬菜队划分的影响,一些农民主要以种植蔬菜为生,如温棚蔬菜的种植曾一度在五队和十一队非常盛行,有的人家最多时可同时种植4—5个温棚的蔬菜。另外,依托农业经济的养殖业也曾一度形成规模,如十队和十一队曾有奶牛养殖户二十几家。这些以土地耕种和依托土地进行的生产活动在当时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状态之下,为社区中人们的生存、生活提供了重要保障。 而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北塔村一些生产队(如五、六、十队)的大片土地被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所吸纳,即使还剩余一些土地,人们也已很少耕种。例如北塔十队,现在有些家庭还有土地四五亩,1999年以来村民都不再耕种土地,而是任由土地闲置,或在靠近居民点的田地里盖起了房屋;七、八、九、十一队近一两年中农田耕种量也逐渐减少,能盖房屋的地都盖起了房屋,房屋租赁代替农业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截至2001年,整个北塔村有出租房2 575间,暂住人口达4 200人,远高于其原住居民,仅北塔村十队就有出租房800余间,暂住人口平均维持在1 500人左右。除房屋租赁外,由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城市社区转变,与城市日益临近,加上大量出租房的存在,外来人口大大增加。这就使原住民与外来户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有了多层面、更为频繁的接触,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社会化因素日益明显。例如在本社区内部,有以互相服务和服务于外来户的一些经营服务业个体经济,仅北塔十队就有小商店、粮油店、饭馆、缝纫店、理发店、电焊铺、饮食摊等36家,其中北塔十队原住居民开设的有14家,占总数的 21.2%。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实现城乡之间经济互动的形式主要是城乡结合部向城市提供服务。在北塔村,这种服务业以客运出租为主要形式。四、五、六队居民共有出租车40余辆,其他生产队有20余辆,这些出租车主要服务于银川市。另有90余名北塔村年轻人就业于银川市,或从事个体经营,或为一些企事业单位和私营老板打工。 从以上情况看,这一社区的生产经营活动已从原来依附于土地的一元化方式向现在的多元化转变、过渡。但总体来说,规模型的生产单位几乎没有,主要以小规模个体经营和个体简单劳动为主。可以说,生产关系实现了某种转变,但生产力的发展却并不明显。生产活动中也没有什么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更谈不上现代化管理,其经济效益也是很低的。 2. 居住格局的改变 尽管生产力并没有取得长足发展,但由于有了房屋出租的可靠保障,人们的生活资料还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