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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画家移民校园的教育 我的“三高” “乡友江先生”是程十发和姜兰的名字。当我们作画时, 他在一旁不断地称赞, 并连声地叫道—灵光真灵光, 久而久之我们都叫他蒋灵光。 我与他的结识说起来还有点戏剧性。由于我所在出版社工宣队长的命令, 我从偏远的胜利大队搬到枫泾镇上来继续接受贫下中农教育, 边劳动边创作。镇上的政宣组长老顾对我说暂时住在公社礼堂的阁楼上, 他正在寻找一个适合我居住的地方, 要我安心地休息, 并说到街路上看看, 了解一下镇貌。 镇上确实比农村生活要便当, 而聚集的大多是工薪阶层, 从文化上来讲要比农村高出许多, 我感到如同进入天堂。此时正值深秋, 吃过午饭后我经常在公社大院里孵太阳, 享受这秋日的大好天气。有一天我照例依墙而歇, 半睡朦胧地看到两个人影, 他们正在背光的窄弄中向我张望, 这条窄弄通向公社大院的后门。突然其中一位来到我的面前, 他剪着平头, 个子不高, 简直像我画的日本兵。他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 径直问我你是不是韩和平, 我点了点头后, 他像得了法宝似的消失在窄弄中。我十分纳闷, 今天碰到鬼了?还在我狐疑之时, 两个人又同时现身在我的面前, 第二人与他个子相仿, 留着发身着工作服, 开口就说:韩大师!十分唐突打扰您了, 鄙人与长里兄特意来拜访阁下, 真有些失礼。这种文绉绉的话好像隔世之音, 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 我处在窘迫之中不自觉地问道, 你们找我有什么贵干。他说镇上传说上海一位画家下放到枫泾, 前些日子曾来公社打听, 说先生在胜利大队, 昨天又传闻您回到公社, 因此利用今天中午来探明一个虚实, 真巧有幸能见到大师的尊颜。他是标准件厂的会计叫蒋澜;另一位是长里兄—玩具厂的美术设计师。 真没想到天涯有知音。我与丁斌曾先生创作的连环画《铁道游击队》, 它给我带来了荣誉同时也让我在“运动”中大吃苦头。我们这些人在有些人的眼睛里是资产阶级“三名三高”(1)的代表, 永远是批判的对象, 而在另一批人的眼中我们给他们创造了精神财富, 因此对我们十分仰慕。我想, 这是我国传统文化所使然。 蒋先生既然来探寻我, 我也同样要探寻他的究竟, 在他的邀请下我来到他的家。从北栅去红旗小学的街路上有一条不长的小巷, 叫赵家弄, 白色的粉墙由于时间的作用, 历史的陈迹使它呈现成灰白色, 从路面到墙根长满了苔藓, 伸出双臂就可触到高大的墙, 仰头能望见一丝蓝天, 年久的石板路已磨得十分光滑, 说明年代已久。走到巷尽头突然开朗, 一片菜地延伸到河浜, 深秋的荷花零星的几株还在那里斗艳, 突然想到清朝诗人的名句—“我爱临河三间屋, 十里荷花红到门”。他家的大门正对着那块荷塘, 推开门, 一个小院落里一棵芭蕉树挺立着, 天竹穿插其间, 在白墙衬托下, 好像置身于国画之中。绿砖的地面有一只小乌龟缓缓地在爬, 真像宋朝诗人的名句“应怜屐齿印苍苔”的意境, 看来主人是一位很有修养的老式文人。 洁净的三间屋中有一间一分为二, 后一间是他的书房, 房间虽小但布置得十分高雅。一张画台上放着文房四宝, 并有一个自制的沙发, 依在有限的空间里, 在它的后面有一幅“半农书屋”的横幅。我明白了, 他是一位有较高层次的文人。他拿出一本册子翻给我看, 尽是有关美术类的报刊剪贴, 竟然还看到有关我的报道, 看来此人不同寻常, 我只有刮目相看了。这天不是星期日, 我不能影响他, 就说:你上班去;我回公社, 改天休息日我再来造访。 不像过适用的烟,党组织让我接受了 老顾终于给我找到了一处令人满意的住所, 是卫生院的职工宿舍, 沿河还有一个平台, 过往的航船经常停泊在这里。而出门就是南栅的南大街, 我每天要从南栅到北栅来回三次, 因为老顾给我安排到北栅供销社食堂搭伙, 供销社是老顾过去领导的单位。或许是掌管物资的单位, 伙食自然比公社食堂要好, 掌勺人是一位瘦而高的妇女, 大家都叫她“老阿爸”, 枫泾人管姑姑均叫“老阿爸”, 真有点清皇室叫皇太后的称呼。她烧得一手好菜, 尤其是肚肺汤叫我流涎到现在。这时出版社又来了两个人, 一位郑家声, 是我的同行;另一位是个小青年, 他的任务是来向我学习创作的。三人住在一起有点挤, 我就去找镇党委书记李婉华。她与我认识较早, 她的丈夫原是公社一把手, 后调到县里当副县长, 或许她是书香之家出身的, 对我很友善。一经我向她提出能否在镇上找个宽适的房子时, 她十分爽快地说, 住到文化站去, 我跟他们讲一下。这样我们住进了文化站最后一进的楼上。 文化站是个老宅子, 从进门到我们的住处要经过九道门, 据说有“老爷”出现 (老爷者鬼也) , 平时大门紧闭, 周末周日开放, 安静得很。文化站的站长是位帅哥, 姓孙, 但一般叫他阿扣子;另一位姓郭, 人们叫他阿发。平时他俩在我们对楼工作, 说老实话也没有什么事可做, 更多的时间是陪镇上两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