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佛的王国.docxVIP

西夏是佛的王国 佛教文化是夏夏文化的组成部分。西夏立国近二百年间，由于历代西夏皇帝对佛教的崇奉、推行，佛教文化代替了党项原始文化而成为西夏宗教文化的主流。西夏京畿所在地———宁夏平原和贺兰山成为当时西夏五大佛教文化据点的中心区，留下了大量佛教文化的遗迹和遗物。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贺兰山东麓发现多处西夏佛塔石窟和佛教文献文物。这些遗存连同传世文献，为西夏京畿佛教文化，乃至整个西夏佛教建筑、艺术、印刷出版和多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宁夏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宗教旅游、生态建设提供了人文资源和经验借鉴。 一、 西部地区的京畿道和佛教文化的形成 （一） 从“宗教”到“文化” 兴庆府作为西夏军政、文化的中心，是中央官署所在地，皇室贵族、臣僚百官集聚，辽宋金吐蕃等国使节往来。因此就近新建高规格服务于皇室及国家重大佛事活动的塔寺，作为讲经、译场和刻印之所，是京畿官员尤为用心，更不能马虎的事。 兴庆府所处的宁夏平原，黄河襟带东南，贺兰山蹲峙西北，地势平坦，经济发达。位于平原中部的首都，成为区域性的都市，也成为党项族和汉、回鹘、吐蕃、契丹等众多民族集聚以及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区。史载，李继迁攻取灵州时，“尽逐居民城外，数万百姓皆徙怀远”（卷10,P120）。在这些民族或以他们为主体建立的宋、吐蕃、辽等政权中佛教文化成为其民族、国家崇奉的主流。因此，对西夏来讲，在一定程度上，宗教成为维系各民族关系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础。 此外，西夏立国的10至13世纪，正是中国历史上多国并存，民族战争频繁的阶段，也是佛教在中国北传以中原、吐蕃为中心的两大系统新发展和新传播时期。为了巩固、维护新兴政权，除军事、经济手段外，数百年受命于中原王朝、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党项贵族，还必须借助宗教。元昊通晓佛学、汉文，又受其父德明祟佛的熏陶。因此，以息心去欲、清净善性为劝世宗义的佛教，理所当然的成为西夏开国者宁邦御民的主要治国方略。 （二） 与关继承、驻军营为“山”p653-需要同年服务，宋太宗 贺兰山，有多种称呼，西夏语称之为“兰山”，位于宁夏平原西北部，其东麓与兴庆府相接。南北长约200公里，东西宽15-30公里，海拔2000余米，为平原的天然屏障。山之东麓分布有众多的东西走向的沟谷，各沟南北地势平坦，地理、生态环境优越。“冬夏降雪，有种种林丛，树果、燕荑及药草，挡风蔽众。”(P58）由于气候凉爽宜人，林木树果茂盛，加之重岩叠嶂，清泉长流，环境幽雅，很早成为禅僧修契胜地，也便于信众进香和避暑。据《宋高僧传》载，唐、五代时就有新罗国王子无漏、增忍等多位僧人入驻贺兰山修道。(P846,P877,P859）到宋咸平五年（1002）时，李继迁攻陷灵州，党项族随即占据贺兰山。天禧元年（1017）“夏，龙见于温泉山。山在怀远镇北。德明以为瑞，遣官祀之，于是有迁都之意”（卷18,P118）。定都立国后，随着统治者大力推行佛教文化政策，奉贺兰山、积雪山、焉支山为三大“神山”，贺兰山则为“神山”之首。(P58-59）。西夏王朝在这里大兴土木，建寺院、修离宫、驻军营，把它作为与京畿相呼应的又一山林佛教场地和皇家林苑、军塞要地，成为与兴庆府相媲提的国家活动的区域。 可见，佛教文化在西夏京畿地区的兴盛是与这里的人文地位、自然环境紧密关联的。 二、 保民举措：开拓性措施 佛教文化在西夏深受上自皇室达贵，下至平民百姓至极尊崇，影响深远，这应归功于西夏历代帝王身体力行的倡导，尤其是开国皇帝元昊和第五代仁孝的开拓性措施、政策。 （一） 夏、夏时期的佛教传播 第一，向宋王朝请赐佛经。史载，从宋朝赎请佛经始于西夏建国前德明时期。到宋景祐元年（1035）十二月：“癸酉，赵元昊献马五十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赐之”(P12）。请赐佛经，为佛经翻译提供了底本。 第二，延揽、重用回鹘等族高僧，对请赐汉文佛经以新创制的西夏文进行翻译。元昊“新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1038），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为头，今依蕃译”(P66）。国师白法信和白智光是回鹘人。回鹘僧是当时乃至西夏前期主要的译经僧人。 第三，为葬佛舍利和贮藏佛经，在京畿等地进行大规模的建寺修塔。佛塔寺院是佛教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佛经翻译、贮藏保护、刻印说法的重要场所。塔是寺院的标志。元昊时“致东土名流，西天达士，进舍利一百五十暠……馨以银椁金棺，铁匣石匮……下通掘地之泉，上构连云之塔”（卷二，P44-45）。其后又下令建高台寺“贮中国所赐大藏经”(P8-9）。 第四，钦定每年四季之孟朔日为官民礼佛的圣节。元昊所采措施为佛教在西夏京畿进一步流传打下了坚实基础。元昊之后86年间，无论是谅祚、秉常、乾顺亲政，还是没藏氏、梁氏姑侄三位母后听政，统治者都延续了上述政策。这期间，西夏又先后向宋请经4次。其中谅祚时则达3次之多，秉常时请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