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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威历史文学中的历史人物 金庸不仅创作了许多现实主题的杰作，还创作了许多历史文学作品。历史诗歌《皇家村庄》（1814年）、《黎明奥列格之歌》（1822年）、《斯坦司》（1826年）、《奥列格盾》（1829年）、《卡雷金娜尼格拉姆卡拉姆金纳尔纳的歌曲》（1827年）、《波尔塔瓦》（1828-1829年）、《铜骑士》和《彼得一帝宴会》（1835年）。历史小说《博里斯戈多诺夫》（1825年）、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奴隶》（1827年）、《戈勒西米诺村史》（1830年）、《中尉女儿》（1836年）等。本文着重探讨这些作品的创作动因、真实性和历史观等问题。 一、 通过“他人”的研究来认识历史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普希金创作历史文学的动因时说:“他希望做一个历史诗人，《鲍里斯·戈都诺夫》、《波尔塔瓦》、《铜骑士》、《彼得大帝的黑奴》、《上尉的女儿》的创作，不但是由于艺术的要求，而且也是出于想表达自己对俄国历史的一定的观察”(冯春370)。在皇村学校时代，通过“历史”、“通史”、“近三世纪历史”和“俄罗斯历史”等课程的系统学习，普希金培养了基本的历史素养。1812年的卫国战争、1813-1814国外远征的胜利，尤其是卡拉姆津《俄国史》的陆续出版，一步步激发了普希金的历史激情。普希金说:“《俄国史》不仅是一位伟大作家的作品，而且也是一个诚实的人的功绩”，俄国学校的俄国史课“应当按卡拉姆津的著作讲授”(7:360)。《俄国史》不仅影响了普希金的历史观，更成为他历史文学的素材基地。普希金说:“在对莎士比亚、卡拉姆津的著作和我国古代编年史进行研究之后，我产生了用戏剧形式体现现代史上最富于戏剧性的一个时代的念头。……在事件发展的清晰方面我仿效卡拉姆津，并且竭力从编年史中揣摩当时的思想方式和语言。多么丰富的源泉啊!”(7:177) 普希金并不满足于通过他人的研究来认识历史。1827年，在评论《俄国史》的相关章节时，他透露出亲身做一个历史学家的志向:“我感到奇怪的是，卡拉姆津在他的《历史》一书的开头几章谈到伊戈尔、斯维雅托斯拉夫时，怎么竟写得如此枯燥无味。这是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啊。我一定要写一部彼得大帝史……”(《普希金论文学》198-199)。《彼得大帝史》的前期准备工作开始于1831年。在查阅相关绝密档案的过程中，普希金发现了很多关于普加乔夫的加密文献，也就发现了一个“别样”的普加乔夫，他决定先写一部《普加乔夫史》，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普加乔夫。 普希金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品格。他说:“我抛弃了虚构，完成了《普加乔夫史》……我不知道我能否将它出版，但至少我凭良心履行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我尽心竭力地寻求过真理，并且光明磊落地对它进行叙述，力求既不迎合权势，也不投合时好”(《普希金论文学》100)。值得庆幸的是，1834年11月，《普加乔夫史》与读者见面。遗憾的是，最先筹划的《彼得大帝史》却因时间等原因，最后成了一部未竟之作。不过，普希金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已获得了公认，后人认为“普希金关于普加乔夫暴动和彼得大帝时期的历史研究，使他列入于我们最优秀的史学家之林”(布洛克27)。 普希金对“俄国历史”的发掘还有一个重要推动力，就是为俄国历史正名。俄国历史并不悠久，而当时思想界又恰恰响起了“俄国无历史”的声音。对于深爱祖国的普希金来说，他有一种迫切的需要，就是通过书写俄国的历史来唤起国人的历史认同感和自豪感。普希金的焦灼源自思想家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对俄国历史的批判和否定。恰达耶夫认为俄国历史缺乏一个激情燃烧的青春时代，缺乏足够迷人和温暖的因素，它所拥有的只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34-35)。他进一步认为俄国历史没有为世界贡献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也就被世界排除在外:“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恰达耶夫42)。 1836年10月19日，在致恰达耶夫的信中，普希金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您说我们的历史渺小，我则断然不能赞同”(《俄罗斯的夜莺》339)。普希金的理由如下:首先，尽管俄罗斯在古代没有参与震撼欧洲的重大事件，但它同样拥有一个与其它民族历史相媲美的青春岁月。其次，俄罗斯历史拥有完整和独特的发展轨迹，也承担起独特的历史使命。再次，俄罗斯历史为世界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如涌现出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等英雄人物，更是用自己辽阔的土地吞噬和阻挡了蒙古人的入侵，拯救了基督教文明(《俄罗斯的夜莺》339-340)。最后，普希金由衷地表达了对俄罗斯历史的自豪感:“我不想用世上任何东西来替换祖国，或者除了我们祖先的历史———上帝给我们的这种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