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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流动的产权问题研究 运动员的合理流动是实施国家“奥运会荣耀”计划的重要举措，有助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加强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实现中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的目标。这一关系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至关重大的政策问题,在实践中仍遇到很多阻力,至今还在困扰着我国的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和训练单位。 1 对国内竞技体育的影响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迎接国内一些重大比赛,一些地方训练单位已开始出现了“运动员交流”。顾名思义,“交流”即交换,它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互补性的交流,即经合作双方协商,在平等的原则下,根据运动项目的布局将自己的运动员与对方进行交换,从而达到双方优势互补。其二是转队性的交流,即合作双方协商,根据一方需要,将另一方“富余”运动员,或将所谓的“二流”运动员转到对方,体现出一种类似协作性的转让,既满足对方的竞技体育人才不足,又在不减弱自身实力情况下,减轻运动队经费压力和运动员参赛、待遇及就业的困难。此时运动员的交流并没有实质性经济上的运作,完全属于合作各方的官方行为。应该看到,这一时期,我国运动员培养的经费来源基本由政府全额拨款,运动队尚属事业单位。运动员训练过程基本依靠各级运动训练网,由政府负责大部分开支或全部与训练有关的开支。 90年代初,原国家体委在沈阳市召开了国内第一次有关体育人才交流会,旨在探讨和公开协调各省市运动员交流。此一举措招来全国多家训练单位的领导,各方在座谈时,充分表达了各自的愿望,并较全面了解了国内运动员状况。这是一次大型人才交流活动,虽然这次活动实现交流的运动员人数甚少,但它拉开了我国公开交流运动员的序幕。 在这前后,以代表参赛资格为主题的人才交流活动,无论是在公开或暗箱下操作,均使合作各方各得其所,达到了目的。然而,收取以培养费为名的运动员交流已若明若暗地在各地流行。为此,各种竞赛活动也因此受到了极大干扰。受益之外的各参赛单位,状告“租借”运动员的事例不胜枚举,致使竞赛组织者经常为裁决运动员的所属权而伤脑筋。 随运动竞赛的增加,特别是全运会一类大型赛事的升温,各单位对竞赛成绩重视程度提高,运动员私自转队人数增加,因运动员资格问题的纠纷愈演愈烈。为防止一些资格纠纷矛盾,限制运动员无序流动,保护运动队的利益,原国家体委和各省市体委相继出台一些规定,以注册形式制约一些不合理的交流,有效扼制了不公平的竞争。 90年代中期,根据我国竞技体育的实际,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和国内几年的运动员流动经验,原国家体委明确了鼓励运动员交流的政策,并制定了运动员流动的一些办法。这时,我国市场经济已见端倪 ,以经济为杠杆的人才流动已从暗处正大光明地走向前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政府和个人投资相结合的初中级运动员训练形式已很快席卷全国。同时一些企业出于对体育事业的支持和体育产业对企业发展的诱惑力,借助国家对体育的政策,也开始涌向运动队,并出现足球俱乐部形式的体育企业。为此,我国在一些体育法规还不完善情况下,走出了体育人才多渠道培养的第一步。由于官方干预和一些新规定出台,结束了我国人才封闭、人才培养各自为政的历史。 近几年来,在我国竞技体育人才流动法规建设滞后的情况下,运动员流动已出现良好势头。但是限制运动员流动,甚至以拒绝方式扼杀运动员运动生涯的事件时有发生。2000年《中国体育报》以某省划船运动员注册资格为题,在报上展开三方的声明和争论,在国内引发了强烈反响。网球运动员××、铅球运动员××等的流动也在体育圈内争论不休。更有甚者,××教练员在××运动员合同结束后要求转队时公开散布“宁可废了他,也不让他走”一类无法律常识的语言。 一些训练单位与运动员签定长达十几年的合同,甚至××单位与运动员签定了有始无终的合同。情况种种,事态严重,运动员合理又合法的流动在某些单位陷入了无法规保证的僵局。为此,国家体育总局1998年颁布了《全国运动员交流管理办法》(试行),开始规范体育人才流动的管理。 2 运动员个体的权利 应当肯定地说,自国家体育管理部门提出运动员流动的战略性举措以来,历经数年实践,已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阻碍运动员合理流动的的因素仍大量存在,尤其当遇到纠葛时,尚无法依法解决问题。其原因有几个方面: 2.1 运动员运动能力所有权问题 运动员是劳动者,属于具有特殊专长的稀缺人力资源。运动员作为一种特殊职业,他们的劳动能力表现为竞技能力,是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生产要素,反映他们运用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劳动者是自己劳动能力、自己人身自由的所有者”,“他在让渡自己劳动力时不会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显然,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属于他(她)自己,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一些报刊上经常出现“买卖”运动员和把运动员作为“商品”一类的字样,这种认识不仅伤害了运动员的感情,而且与法律相违背。众所周知,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