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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后黎朝的儒学与释老之关系 越南后期学者李桂珍（1428-1789）。他一生致力于阅读和实践，并思考了天地、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在接受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以及西方近代科学的基础上, 从探索“象形”出发, 以“格物”为基础, 以“理气”关系为主体, 以对“道”的体认为归宿, 建构了具有一定特色的世界观体系, 在越南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古代越南受汉文化浸渍, 儒释道均有深远影响。至后黎朝, 越南思想文化领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儒学地位上升并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 以通天、地、人自诩的儒士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此时期越南的儒学主要是接受了经过中国学者所改造的宋明理学 (道学) 。后黎朝不少君主特别是黎圣宗 (Le Thanh Tong, 1460—1497年在位) 崇儒重道, 为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和越南化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 佛、道教地位有所下降, 但仍对社会生活特别是民间信仰保持重大影响。儒学与释老之说在思想界和大众信仰领域并行不悖, 后黎朝后期并表现出相互接纳、兼容并蓄的趋势, 使得“三教一源”学说进一步流行。一些士大夫试图将儒教与佛教、道教和法家思想结合起来, 以使儒教更具有效力。这些思想学说方面的发展变化对黎贵惇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 黎贵中小型的环保思想为古代环保观所提出的“事物不设限”,其又思想基础即于中国传统学说的“观念观” 天地有形无形?形状如何?天地处于运动还是静止状态?黎贵惇在1762年出使清朝、接触到西方传教士所写的一些著作后, 不断思考有关上述问题的天圆地方、天静地动等传统观点。 (黎贵惇, 《芸台类语·象形语》, 下引该书仅注卷名) 黎贵惇之所以赞同西洋人的宇宙圆形 (包括地球、天球) 说, 很重要的一方面是, 他认为西洋人因其国际海, 习于海道, “故据所真知真见以推测形象, 非悬空臆度也”。另一方面是, 中国古人著述早已有论及此问题, 所以他认为“西洋人地圆之论亦非新异也”。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 中国古代文献如《大戴礼记》的曾子天圆篇早有天圆地方的论述, 也早有学者对天圆地方说提出质疑。 黎贵惇还引述《广雅》等古籍及西洋人著作中的论述, 探讨了天之广度、地之中心、日月转动等一系列问题。如关于周天度数, 他赞同《春秋考异》之说, 云“考晋志引春秋考异曰, 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 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 意此为是。西洋人则以为周天九万里, 一度二百九十里, 又异矣。” (同上) 同时, 黎贵惇又相信宇宙乾坤广袤无垠, “寥郭绵邈, 无穷无极” (《区宇语》) , 难以确知其广度。在论及吴中常侍王蕃考《先贤传》揆测天度和南北极距离时, 他评论道:“宇宙之广, 岂止如是蕃之术以蠡测海也” (《象形语》) , 并不赞成王蕃的说法。他在接受西洋人天地二极、赤道与南北黄道、欧罗巴、亚墨利加、亚细亚等几大洲论述的同时, 还从寰球的角度对东、西方向与太阳升、降的相对性进行了阐述, 写道: 夫日月丽天球, 环地球, 昼夜不息, 本无出入焉, 惟此国遇日之照为昼, 见月星为夜;于以视太阳升为东, 于以视其降为西耳。然此国之西, 必为彼国之东, 而地球本无正东正西也。 (《象形语》) 尽管世间事物不可胜穷, 但“宇宙之间, 一理而已”。只是人们往往是“信其常见, 而致疑其所不见”。他针对晋人戴凯之《竹谱》所云“人所见闻, 因轨躅所及, 然后知耳”加以批评:“此何足云, 若耳目所不知, 便断以不然, 岂非愚近之徒也”。 (《理气语》) 此正如“胡人见锦, 不信有虫食树叶, 吐丝所成;昔在江南, 不信有千人毡帐”一样。在黎贵惇看来, 人们认识世界事物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感知, 也可以通过他人经验和理性分析;认为未达实境就不能有所为, 只是“循常之学”。 在黎贵惇看来, 人们之所以可以通过他人的经验、通过自己的理性分析来认识事物、认识世界, 这是因为人们可以感知共同的“义理”, 具备相似的“才识”, 也即所谓“人同此心, 事同此理”。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 他非常赞赏阿拉伯和欧洲文化的若干方面特别是历法的制定。 (同上) 黎贵惇对大千世界的思索虽然受到西方近代一些科学知识的影响, 但其思想的本源还是来自于中国传统学说的基本观念。如对世界本原的认识, 在宋代理学大儒的学说中, 常以太极和阴阳、动与静来解释宇宙起源和运动变化, 所据为《易传》“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之说。黎贵惇也云:“太极者一也, 混元一气也。一生二、二生四, 以成万物, 是太极有一也。” (同上) 他所谓“太极”, 系指阴阳二气混沌未分的状态, 由太极而生出阴阳二气, 生出天地。传统的观念认为, 天属阳, 主动;地属阴, 主静。黎贵惇则认为此属“分配之言耳”, 天之用常动, 其体未尝不静;地之体常静, 其用未尝不动。“天不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