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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的中国古代器 最近，保利古u博物馆收藏了一件非常重要的腐败现象。承博物館負責人不棄,以銘文拓本寄示,囑爲考釋,並送原器至寓所,供作檢驗,使我先睹爲快,大飽眼福。特别是,器物送上海博物館去銹後,博物館負責人還將新攝器形照片和口沿花紋拓本遣人送來學校,爲我提供充分的研究便利,尤其令人感動。今不揣淺陋,草記印象,和大家一起討論。 一 “”与“”的同,指事物,其,其又分; 此器失蓋,胎壁較薄,除銹前,器身和器底滿佈黄泥和銹斑,器身上的泥土表面印有蓆紋,清晰可辨。器形,四隅雖是圓角,但器壁較直,作橢方形,兩側有獸首鋬一對,器底有跗足四個(四面正中有形開口,類似瑚的器足)。紋飾,口沿爲對稱的長尾鳳烏紋(寬面左右各兩對,窄面左右各一對),器腹爲三道瓦稜,瓦稜下有一道突起的弦紋。這是它的基本特徵。 案盨在銅器發展史上非常重要。它的功能與盂、簋相似,也是盛食器,但來源不同,它不是從盂、簋派生,而是從西周中期的附耳方鼎發展而來,在當時是一種新型的盛食器。附耳方鼎,西周早期就有,器的高寬比例近似,給人感覺好像比較高,紋飾多作饕餮紋;西周中期以來,高度降低,寬度增加,給人感覺是器形變矮,紋飾也有變化,多半是以顧首夔龍或長尾鳳鳥裝飾口沿,瓦紋裝飾器腹。例如1975年陜西扶風縣莊白出土的兩件方鼎就是這一時期最典型的附耳方鼎。早期的盨,估計就是脱胎於這種形式的附耳方鼎。最初,它的器形不太固定,器紐、器足和器耳有多種形式。紐,除矩形紐,還有環紐,或作捉手蓋,類似於簋。足,除柱足,還有圈足和跗足,或在圈足、跗足下加環紐或短柱式小足。耳,除附耳,還有獸耳和獸首銜環。但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風格逐漸統一。其原始形式,應是保持附耳方鼎的樣子,器耳爲附耳,器足爲柱足,器蓋上有矩形紐,即類似1983年陜西寶鷄縣賈村出土的矢賸盨(雖然該器年代略晚)。但新趨勢是易附耳爲獸首鋬,易柱足爲圈足或跗足,與鼎告别,向簋靠攏。它和西周晚期斂口帶蓋、腹飾瓦紋的簋有類化趨勢(影響恐怕是相互都有),二者的器名常互借或連稱(但盨可稱“簋”或“盨簋”,簋却從不稱“盨”或“簋盨”),以至宋代以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所有金石學家都分不清簋和盨的關係,一直是拿“簋”當盨的器名,反而以“彜”、“敦”二名分别稱呼真正的簋(以“彜”稱無蓋敞口的簋,以“敦”稱帶蓋斂口的簋和“西瓜鼎”式的敦)。比如1937年,羅振玉編《三代吉金文存》時,他還是這樣分類。直到1941年,容庚先生才把它們的關係分清。現在,大家熟悉的盨,也是最典型的盨,其實是西周晚期的盨,即圈足(或跗足)獸首鋬,蓋飾矩形紐,腹飾瓦紋的盨,但它的形成背景比較複雜。對於判斷這件盨的年代,早期背景是必要參考。 另外,研究盨的年代,其晚期發展和使用下限也值得考慮。盨的流行時間很短,主要是西周中晚期。但盨的出現在銅器發展上是標誌性事件,不僅對西周晚期簋的發展和瑚的出現有很大影響,而且還預示了整個東周時期的變化趨勢,即器物普遍配置帶紐的蓋(除矩形紐,還流行環紐和獸紐),可以却置,器形趨於雙合化和盒形化,器耳流行獸首銜環。如果歸納盨的發展,我們可以説,它出現於西周中期,盛行於西周晚期,東周以來逐漸消亡(不像瑚,一直流行於春秋、戰國時期)。但這只是比較籠統的説法。實際上,西周以後,盨並不是一下子就没有了,或絶對没有了。我們只能説,它的使用已不太普遍,其實還是有一些偶然的發現。如春秋中期,甘肅禮縣的趙坪墓地還出土有盨;春秋晚期,淮水流域也發現過類似秦器花紋的盨(原藏安徽省博物館,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戰國時期,仍有貌似方鼎的盨發現。此外,河北易縣燕下都號墓還出土過模仿西周晚期風格的仿銅陶盨,年代也在戰國時期。 現已發現的盨,我的印象,主要是穆、恭二王以後的盨。西周中期的盨(懿、孝時期的盨),是形成中的盨。西周晚期的盨(厲王和厲王以後的盨),是典型的盨。公盨,從基本特點看,屬於前者。它與最近上海博物館“晋國奇珍”展展出的四件一套的晋侯對盨比較接近,並與保利藝術博物館收藏的白敢盨有相近之處(兩者口沿上的夔龍紋很相似)。上海博物館展出的四件一套的晋侯對盨是流散文物,器形都是橢方形。它包括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三件和范季融先生收藏的一件,推測可能是出於山西曲沃縣北趙村晋侯墓地的2號墓,即晋侯對夫人的墓。它們和推測出於1號墓的另外四件晋侯對盨不同。後者,上海博物館只展出了一件,即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它的器形是橢圓形。上海博物館展出的橢方形盨,也是薄胎,也有獸首鋬和三道瓦稜,大形和這件盨比較接近。但不同點是,它們都是圈足,器蓋、器底都有環紐,而此器是跗足,因失蓋,蓋紐形制不詳。口沿的紋飾也不一樣,晋侯對盨是顧首夔龍,它是長尾鳳鳥。 説到晋侯對器,其年代值得討論。現在學術界尚有不同意見,主流看法是“釐侯説”(李學勤、李伯謙、黄錫全、馮時、朱鳳瀚,夏商周斷代工程亦採用這種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