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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支付宝到蚂蚁金服大数据时代下的生态革命 蚂蚁的生态价值=人口应用场景使用频率有效数据大数据的效率。 蚂蚁金服 (支付宝) 的门牌很小。 12月, 《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 (下称《21CBR》) 记者来到杭州黄龙时代广场, 专访蚂蚁金融服务集团高管群。很多人把黄龙时代广场称为“新支付宝大楼”。此前, 他们是在杭州文三路的华星时代广场办公, 2011年8月搬到此。然后, 发生了阿里小微金服的筹建;又然后, 小微金服最终定名为蚂蚁金服。 10年前, 蚂蚁金服前身支付宝只是淘宝的财务工具, 初衷是为了解决电商中的信用问题:淘宝上的买家担心卖家会骗钱不发货, 于是先将钱打给支付宝, 等卖家发货买家收到并觉得满意之后, 支付宝才会将钱打给淘宝卖家。 但现在, 支付宝已经从财务工具演化为一种生态系统。这样的演化是令人惊奇的。它不仅仅伴随着阿里电商平台的扩展, 更重要的是, 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浪潮下, 它构筑出一种极具想象力的模式:它从线上交易的支付渠道角色, 变成各种应用场景的广泛吸纳者。它不仅从支付出发 (支付宝钱包) , 随后还从理财出发 (给用户提供理财产品, 如余额宝、招财宝) , 从融资出发 (给小商家提供小贷型融资, 如蚂蚁小贷和网商银行) , 以及, 从数据出发 (将为社会提供征信等数据服务, 如未来的芝麻信用) 。 在新支付宝大楼的一层访客登记处的墙壁上, 有中国古代金融的元素“古道、钱庄、当铺、通兑”, 这些汉字被镶嵌其中。而在16楼的参观大厅, 一块巨大的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当天各种交易数据, 如西藏林芝地区目前已发生了多少笔支付宝交易、目前余额宝的用户数变化……在O2O业务地推部门的办公层, 只有一处出现过激励士气的口号和涂鸦。而在高管层的办公间走廊, 挂满了国家领导和政府监管者视察的大幅照片。最有趣的是, 当《21CBR》记者结束一天采访后, 手机上收到一条针对当天到访的体验打分短信, “满意请回1、不满意请回2”——淘宝的“亲, 给个好评”的文化还在, 没丢。 这似乎有多重隐喻。蚂蚁金服必须要讲政治, 因为它是中国人交易大数据最重要的一块。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很早就敏锐地感知这一点, 阿里美国上市的资产中没有蚂蚁金服, 马云很明确地表示“蚂蚁肯定是在A股上市”。蚂蚁金服已不像过去支付宝那样, 仅仅等待淘宝的交易, 它现在是生态、是平台, 是各类应用场景的服务者, 线上的价值要靠线下的地推来获得, 它承接了阿里巴巴B2B“拉商家上平台”的业务斗志, 做“未来商圈”“未来交通”“未来医院”。蚂蚁金服又是一家技术和金融数据公司 (DT) , 它要呈现出对技术拓展商业边界的理解, 以及金融公司所必须具备的风控能力和严谨态度。 所以, 蚂蚁金服的内部人士对记者说:“蚂蚁的文化脱胎于阿里的文化, 但早就跟过去外界所理解的阿里文化不一样。”蚂蚁金服现在还处于一种混合态, 讲政治、讲严谨、讲斗志, 但是并不讲“江湖”了。蚂蚁金服最重要的两位管理者彭蕾和井贤栋, 没人叫他们花名, 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是有花名的, 都是叫他们的英文名“Lucy”和“Eric”。 “富二代”蚂蚁真的有所不同。 一 互联网金融的麻黄本质 对于“蚂蚁”的命名, 蚂蚁金服CEO彭蕾曾解释说:“是因为我们是服务于小企业起家的, 要把‘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使命带过去。”她强调, 蚂蚁金服非常崇尚微小的力量给予整个世界创造的小而美的体验。 2014年5月, 彭蕾针对员工发表《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的演讲, 在演讲的最后, 彭蕾非常严肃地说, “给大家一个具体的要求, 我们不是一个金融的颠覆者, 我们是一个补充者。我想对银行和其他金融业的伙伴们说, 我们无心树敌。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树敌”。 蚂蚁金服COO (首席运营官) 井贤栋告诉《21CBR》记者:“我们不是金融机构, 我们其实不愿意做具体金融业务, 我们是一个平台的提供者, 我们并不是和金融机构直接竞争, 只不过有时候我们要承担创新的初期风险, 比如蚂蚁小贷, 当时别人并不相信线上交易大数据可以打造信用, 于是我们就要起到推动作用, 要做给别人看。” 他们都想尽快消解蚂蚁的颠覆者形象。 马云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如果银行不改变, 我们就改变银行”, 这句话随后被余额宝巨大的成功所证实, 余额宝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里程碑事件。蚂蚁金服用互联网的力量让理财渗透到了“屌丝”阶层, 让金融呈现出普惠化的面目, 也部分地推动了中国存款利率自由化的进程, 迫使银行业不得不改变它们的产品类别和形态, 跟在后面, 推出与余额宝相近的各类现金管理类产品。 颠覆者形象以及被迫的跟随, 拉了仇恨, 让传统金融业感到不安, 产生忌惮。 “余额宝的推出让银行认为自身利益受到了损害, 而且他们没有参与到整个价值链条里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