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哲学的宗教人伦化.docxVIP

儒家政治哲学的宗教人伦化 一、 人本质观:“自然”与“宗教”的耦合 文化是基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共同概念体系”。它作为隐伏在人们行为背后的合理性依据,决定着人们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生活样态。尽管一种文化总是集合着人们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基本观念,但不论是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肉体与精神等问题展开。因此,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人对自身在宇宙和社会中所处地位的自我设定,是对人自身存在合理性的预设。 在传统社会中,这种预设大多表现为一个明确的人本质规划。作为人对自己的理想化设计,人本质规划具有在社会中营造相同文化生命的功能。个体一旦内化了人本质,便有了超越动物本能之上的追求和意欲,由自然的存在物变成了文化的存在物。接受一种特定的人本质信念,也就“标志着人的伦理和宗教生活中的一个决定性的阶段”的来临(P.70)。但人本质的功能是将分散的个体抟铸在一个社会中,它在本质上属于社会而非个体,它不仅会因其文化性与个体生理生命产生程度不同的张力,还会因其单一性与人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发生冲突。因此,人本质预设是一个标准的“普罗克拉斯蒂铁床”,1它要将所有的人削足适履地放在一个固定的模子里陶铸。 基督教将其对人本质的设计以异化的形式整合于上帝这一偶像,以否定生理本能的形式,将人存在的合理性归结为后天的艰苦禁欲和对宗教理想的执着追寻。这一规划,因宗教理想固有的排他性带来了人本质对个体自由意志的独断,也为教会对人精神世界的干预开辟了道路。近代宗教改革,一方面将人存在的合理性置于现世生活,另一方面则将这种合理性的解释权由教会转移到每个个体。摆脱了教会的干预,个体在理论上上升为道德的自足体。古典自由主义以“自然状态”为人存在的合理性依据。这一将人存在合理性前置的做法,不仅将“合理性”本身世俗化了,还使外在权威与个体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的自然需要合乎逻辑地被看作是先于社会和政治而存在的天赋权利,外在权威的合理性从此被定位在对这些权利的呵护与守卫上。 与基督教一样,中国儒学也认为他们设计的人本质是人惟一正确的存在样式,认为个体必须经过艰辛的努力方能获得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也否认个体通过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完成这一过程,认为必须假借外在权威。在欧洲中世纪政教分离的体制格局下,基督教对人本质的独断只带来了教会对人精神世界的独裁,但在中国传统政教合一的体制结构下,1儒学对人本质的独断却带来了政治权威对人精神世界从容操作的天然权力,使其进而成为个体获得存在合理性的前提条件。儒家人本质预设的政治意义,是使政治权威取得了宗教人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将政治权威合法性建立在宗教人伦意义的基础上,正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政治文化最鲜明的特色。 二、 儒家的人本质是对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秩序的浓缩为 春秋时期,随着天命信仰的崩解,宗教祭祀仪式的规范“礼”,逐渐呈现出向世俗世界缓慢挪移的迹象,一方面,它将西周时的“彝”所涵盖的社会伦理纳入自己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将春秋以来所产生的新价值观念包容进来。当时人们对礼的认识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将礼分成“礼之质”和“礼之仪”,试图通过强调礼“治国安民”的功能性(礼之质)、淡化其相对稳定的仪式层面,来最终强化礼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的适应性。2二是试图将礼抬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来强化其普在性和永恒性。与这两种做法不同,孔子认为礼仪是否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关键是仪式背后是否贯注了人的真实情感,如果作到“祭神如神在”,仪式的意义就会凸显出来。在他看来,人与动物都有感情,亦都需表达出来,但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在于他内在情感与动物有不同的一面,还在于他有自身特定的表达方式。作为人情感的特定表达形式,礼仪是与人的情感相对应的,仪式的功能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地被理解。这种从人内在情感需要的角度来说明礼仪合理性的做法,实际上已将礼提升到了人本质的地位。3为描述与外在之礼相对应的内在情感,孔子借用了春秋时较流行的概念“仁”,于是礼和仁就成为儒家用来界说人本质的两个核心概念。 孔子由礼而入仁,将礼内植于人先天本能之中,奠定了儒学内在超越的思维理路,但对人先天情感尚未做详细的梳理,其理论自有不完备之处。孟子对儒学的最大贡献也就是以性善论填补了这一理论缺憾。孟子以为人与动物都有“食色”本能,其间差异很小,立足于这一点根本无法将他们区分开来,告子“生之谓性”的命题之所以荒谬,就因为它从本能来界说人本质,以这一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一定是“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问题的关键是,类属的划分一定要着眼于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人虽有与动物相近的本能,但决定人之为人的本质却注定是不同于动物的一面。但孟子的独到之处倒不是将道德性与社会性作为人本质,而是他将这些道德性和社会性解说成是人与生具来的本能。荀子后来虽极力反对“仁义礼智根于心”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