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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1 问题的提出和理论分析 随着产业结构和分配制度的调整，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同时，具有现代特征的新社会阶层体育形式也得到了逐步发展。对此, 我们一直在思索新的社会阶层引起体育行为的那些变化, 而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而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构建全民健身的理论体系, 促进社会体育协调发展具有实际指导价值。本研究过程依托了2个相关理论:一是陆学艺等关于中国新社会阶层理论, 即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由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者所组成, 社会成员依据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已分化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这5个层级序位;二是,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 即行为取决于意向, 意向是由态度、主观规范和认知行为控制共同决定的, 在一定条件下认知行为控制对行为具有预测作用。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前测小样本 本研究分两次抽取样本, 首先在杭州市民中抽取100名作为前测小样本。正式调查以杭州、宁波、温州三城市居民为总体, 考虑到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分层, 本次被调查者年龄在22～60岁之间, 不包括离退休和学生群体。 2.2 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研究对象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是借鉴北京大学学者李强 (2004年) 的中国大城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为确保准确性, 根据杭、宁、温三城市2006年统计年鉴的经济指标, 对原量表中家庭人均收入指标进行修订 (表1) , 按得分情况将研究对象分成5个阶层, 即18～21分为社会上层、15～17分为社会中上层、11～14分为社会中层、8～10分为社会中下层、7分以下为社会下层, 文中所涉及的社会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均采用这种划分标准所得的。本研究对象社会阶层分布为上层132人;中上层244人;中层384人;中下层237人;下层210人。 2.3 问卷法 2.3.1 ajzee-关于ajzee-ajzee的关键条件设计 问卷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为居民的基本信息, 主要包括职业、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收入3个纬度;第二部分是居民体育活动参与状况, 主要包括体育锻炼频次 (每周锻炼次数) 、每次锻炼时间等;第三部分是体育锻炼的相关因素, 依托美国社会心理学家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框架进行设计的, 主要包括锻炼态度、主观规范和认知行为控制感等纬度 (共28个条目) , 锻炼态度 (借鉴Kenyon的体育态度量表) 主要包括身心健康、社交、缓解压力、审美和追求刺激等分纬度 (12个条目) , 主观规范包括家人亲属、体育指导员、同事、朋友4个因素构成 (8个条目) , 认知行为控制感由锻炼场 (馆) 、时间、技能及体育活动优先选择4个因素构成 (8个条目) , 其中, 主观规范和锻炼行为控制感的指标构成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所得, 该部分采用5点量尺记分, 要求被试从表示“绝对不赞同1”到 “不赞同2”、“未定3”、“赞同4”、“完全赞同5”。 2.3.2 体育伤害责任问卷的编制 问卷信度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和分半信度检验, 前测分析结果表明,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克伦巴赫系数为0.846, 分半信度系数为0.783, 表明问卷有较高的可信度。 问卷的效度, 问卷的第一部分依据陆学艺等关于中国新社会阶层理论成果及李强的社会阶层划分指标进行设计;问卷的第二部分借鉴199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活动情况调查问卷修订而成的问卷的;问卷第三部分的所有条目是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结构编写的, 各分指标的确定先经过15位专家三轮评定, 进而采用因素分析方法, 对小样本测量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 KMO指标为0.759, 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为641.817, Sig.=0.000, 均符合显著性要求。各条目对所测变量对应因子的负载较高, 对于其他因子的负载较低, 说明自编问卷具有较高的效度。 2.3.3 调查问卷的选取 采用多级随机抽样选取调查对象, 具体抽样步骤为:第1步, 依据杭、宁、温三城市行政区域划分标准, 选取行政区域;第2步, 从选取区域行政列表中随机抽取100个居民委员会;第3步, 选取区域居民委员会中的具体社区;第4步, 选定居民委员会附近的50名小学教师为问卷调查员, 并入户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 500份, 回收1 265份, 回收率84.4%, 其中, 有效问卷1 207份, 有效率95.5%。 2.4 数据计数 本研究采用SPSS 13.0软件处理调查所得到的原始数据, 采用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统计检验等方法进行处理。 3 结果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