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两次转向.docxVIP

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两次转向 文化保护主义者有基本相似的文化心理状态。然而，文化保护主义本身并没有改变，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调整:第一次以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为代表, 由开外王转向保内圣, 由西学的民主、科学转向儒家心性之学;第二次以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到牟宗三提出的“三统”之说为代表, 重心又转向“由内圣开出新外王”, 由内在的心性之学转化出外在的民主与科学。两次转向完成了由外向内、再由内向外;由西学回归传统, 再从传统面向西学的逻辑展开过程。两次转向的主要背景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的没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兴起。 一 “智”与“道德哲学”并重,学生认为“清”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次转向。 学者们多同意将康有为的“新孔教”视为开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流派之一, 但有的学者明确表示不赞成将现代新儒学追溯至康有为, 而认为现代新儒学产生于上一世纪20年代初, 开创此派的人物则是梁漱溟。如方克立先生指出:“有的研究者把现代新儒学的发端追溯到上世纪末康有为的儒学改良运动, 则似乎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时代和思想特征的差异。……康有为企图通过‘托古改制’把孔子近代化、资产阶级化, 现代新儒家则力图保持孔子和儒家学说的真精神 (‘返本’) 来接引现代科学民主 (‘开新’) 。”笔者也认为, 康、梁两氏虽同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但康有为与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之间有“一些重要的时代和思想特征的差异”, 这些差异构成了“由外向内”的第一次转向。 康有为的儒学改良运动重点放在“外王”这一层面, 他以经营天下为志, 提倡“托古改制”, 重视智学, 讲求“物质救国”。他接纳传统儒学, 但所关注的是儒家文化的制度层面, 面对儒家“内圣”方面的资源并不借重;他提倡建立孔教, 尊孔子为教主, 是“利用孔子来进行政治斗争”, 着眼于利用孔教外在宗教形式的政治整合作用, 并不着意孔学的文化内涵。 康氏三世进化史观将儒家经典中的“公羊三世说”、儒家“外王”方面的小康大同思想与西方进化论、社会政治思想结合起来, 勾画了人类社会从“据乱世”发展到“升平世 (小康) ”, 再从“升平世”发展到“太平世 (大同) ”的图景, 昭示了以民主、科学为基本内容的现代社会的“新外王”。该学说萌发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 展开于90年代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礼运注》等, 定型于20世纪初年的《大同书》、《孟子微》、《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三世说”所谓“三世”是三种不同的社会, 彼此间有着质的区别: (1) 就政治体制论, “大约据乱世尚君主, 升平世尚君民共主, 太平世尚民主” (《孟子微》卷四) 。 (2) 就经济而论, 据乱世“以农立国”, 升平世“奖劝日加, 讲求日精, 凡农工商皆有学校, 农耕皆用机器化料, 若工事之精, 制造之奇, 汽球登天, 铁轨缩地, 无线之电渡海, 比之中古有若新世界矣。商运之大, 轮船纷驰, 物品交通遍于五洲, 皆创数千年未有之异境。文明日进, 胜过畴昔” (《大同书》庚部) 。太平世生产力高度发达, 物质极大丰富, 并实行“公农”、“公工”、“公商”, 消除升平世贫富悬殊的现象。 (3) 就文教程度论, “乱世者, 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 小康也;太平者, 大同之世, 远近大小如一” (《春秋董氏学》卷二) 。其他方面也有不同。康有为呼唤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改制”, 并描绘人类社会的“大同”远景, 可见, 三世史观所探讨的中心课题是寻求资产阶级的理想社会。 康有为认为, 中国文明“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不知讲物质之学”, 中国人“能讲形而上者, 而缺于形而下者”, 因此, 当务之急是提倡智学、物质学。他把“智”与“仁”一起作为孔子思想的两个基本点, 认为孔子实以仁、智并重, “孔子之仁, 专以爱人类为主;其智, 专以除人害为先, 此孔子文道之莞辖也”。他批评传统知识体系惟”空论经文”、“高陈大道”, 而于利用厚生的书、数、农医、天文、地舆之学等极少言及, 着实空虚浮华。他在1895年《上清帝第二书》中即提倡大讲“艺学”, “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 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在1905年发表的《物质救国论》一文中, 更明确提出了“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 强调物质之学即科学技术乃“一切事理之托命”的主张。这就突破了传统儒学以仁为本、轻视智学, 偏重道德、轻视科技的文化传统。 致力于发掘传统儒学“内圣”资源的梁漱溟等新儒家学者对康有为关注“外王”、张扬“三世”, 着重于“形而下者”不以为然。梁氏觉得《礼运大同》一篇“看着刺眼”, “其气味太与孔家不对”, 而康氏依据这篇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