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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高行主义》中的隐逸气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袁才是一位广受欢迎的作家。他创作了许多小说，创作了许多优美的散文和诗歌，并以其高质量而闻名。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早期的小说创作,以《沉沦》、《银灰色的死》、《迷羊》、《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为代表,在那个时代具有鲜明的特色,同时也由于其作品所描述的方式及内容的别样,长期以来广受争议。他敢用笔把自己的弱点完全地暴露出来,这种写法,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有人认为他是一个“色情狂”、“黄色文艺大师”,说他是“落伍者”、“颓废派”等等。苏雪林在《郁达夫论》中指出:“在文艺标准尚未确定的时代,那些善于自吹自捧的,工于谩骂的,作品含有强烈刺激性的,质虽粗滥而量尚丰富的作家,每容易为读者所注意。所以过去十年中创造社成为新文艺运动主要潮流之一:夸大狂和领袖欲发达的郭沫若为一般知识浅薄的中学生所崇拜;善写多角恋爱的张资平为供奉电影明星玉照捧女校皇后的摩登青年所醉心;而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的郁达夫则为荒唐颓废的现代中国人所欢迎,都不算是什么不能解释的谜。”在这篇著名的批评文章中,苏雪林用了“色情狂”、“自我主义”、“感伤主义”、“颓废色彩”、“世纪病”、“卖淫文学”等话语,可谓在当时批评派中最具代表性。而来自于左翼阵营的批评,以华汉为代表,他在1930年4月出版的《文艺讲座》(第一册)中发表题为《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文章中,其中论及郁达夫的创作时指出:“达夫的沉沦,达夫的悲观,达夫的消极和堕落,达夫的颓废和浪漫,都和郭沫若走了一个相反的极端。”在华汉看来,郁达夫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乃在于他代表了“没落的士绅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阶级的前途,是那样的暗淡,那样的阴惨,于是他们只好幻灭,只好悲哀,只好忧郁,只好怨愤,张开眼不敢想自己的前途,闭着眼不忍想自己的过去,在乡村里的,只好吃鸦片,嫖土娼,在城市里的(尤其是这一阶级的智识分子),只有喝酒精,追女人,逛窑子,发牢骚,隔不多久又要来一次痛哭流涕”,这两种批评的声音,目的不同,所持评论方法也不同,苏雪林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对郁达夫的小说全面剖析,而华汉则以阶级的观点对郁达夫作品中的人物的落后性予以批评,这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极具代表性。而可为其辩护的,以署名“仲密”的发表在《晨报副镌》1922年3月26日周作人的文章《沉沦》为代表,不仅作者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对读者能产生重要作用,而更重要的是评论的理论深度给人以极大的说服力。他首先对于“不道德的文学”进行了界定,认为“不道德的文学”可分为三种:“其一不必定与色情相关的,其余两种都是关于性的事情的。第一种的不道德的文学实在是反因袭思想的文学,也就可以说是新道德”,“第二种的不道德的文学应该称作不端方的文学”,其中又分为“自然的”、“反动的”(即“反抗旧潮流的威严”)、“非意识的”(“出于本能,虽不是端方的也并非不严肃的,虽不是劝善的也并非诲淫的”)“第三种不道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不道德的文学,因为这是破坏人间的和平,为罪恶作辩护的,为赞扬强暴诱拐的行为,或性的人身买卖者皆是” 。他把《沉沦》视为“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 周作人认为郁达夫小说“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地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他认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而非一般人的读物。”“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周作人的文章主要从新文艺、新道德建设及精神分析的角度去评价郁达夫的小说的。当然,苏雪林、华汉也罢,周作人也罢,他们评价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更多的是从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着手的,而真正代表郁达夫研究新的成果的,则是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许子东著的《郁达夫新论》一书。这本书可圈可点之处颇多,而且是从作品内部来展开论述的,作者认为“强烈的主观色彩是郁达夫创作风格最突出的表现特征”,“感伤的抒情倾向,是郁达夫创作风格最重要的表现特征”,“带现实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这就是郁达夫创作风格的基本倾向。”许子东认为“郁达夫本人所谓‘颓废’情绪,本质上是热爱人生,而非厌弃人生”。郁达夫创作中所谓“‘颓废倾向’,消沉是表象,反抗是实质”。而关于“色情”描写,则提出应从三个不同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从人的自然天性、社会意义和美学效果三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经这么较为细致的梳理,许子东先生对郁达夫作品中的“颓废色彩”和“色情”的阐释就显得符合事物存在的本身。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是一件事实,而对其的评价则是一个不断叙述事实的过程,这种叙述的过程从偏离到逐渐接近事物本身,体现的是文学研究由外到内的嬗变过程。米歇尔·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