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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 儒、释、道三大正义思想的历史作用和影响，阐明了历代传统文化正义思想的精髓和污点。这对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为世人提供历史借鉴,均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传统文化形态的肠道理论 儒、释、道三家作为一种人生信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用其各自的道义思想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义理论。即以儒学“重义”精神为主,以佛,道为其两个分支的中国传统道义学说。 (一) 儒家的义利观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重义”第一。儒家主张入世,故特别重视义。在儒家看来“义者,宜也”。宜的意思就是应当,应该。从文字角度看,义的繁体字是由羊和美字构成的,即“羲”,羊字象征着善和美。由此可见,义就意味着言论和行为是善的,美的,是应当的和合理的。儒家强调有为人生,故把义上升到政治伦理化的高度,列为“五常”之一。把义看作是人的立身处世之本,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儒家重义的程度,用朱熹的话作结,即是“儒者第一义”。 第二,重义轻利。儒家认为“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儒家重公轻私,故在认识与处理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利益的关系的问题上强调公义与公利的一致,公义与私利的对立。在思想深处有一条公私分明的理论界限,儒家崇尚“天下为公”思想。赞扬“公而忘私”精神。主张利在义中,认为义及其实现本身就包含着利,只要循义而行,即可实现义与利。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主张“义以为上”,“义然后取”。“以义制利”,面对眼前的物质利益,应首先作到“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三思而后行。在儒家看来“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儒家十分鄙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之辈,对此深恶痛绝。儒家一向把“保利弃义”之人,看作是“至贼”。 第三,先义而后利。在儒家看来,“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心,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儒家在重义轻利观的指导下,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奉行着先义后利的原则。儒家还根据不同人们对义利的态度,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之别。在儒家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思义而不谋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儒家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认为“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孔子就是君子的典型代表。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总之,“人不可苟富贵”,不可谋不义之财。正如李惺所言:“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若爱一文,不直一文”。儒家主张先义后利,并不是一味排斥利,而是“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妨义耳”。 第四,义在利民。儒家特别重视国家、社会,人群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正如李惺在《药言》中所指出的“天下有大利焉,利人是也”。赞扬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带来社会进步,生活幸福之人,是“利济苍生,方是圣贤”对“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之人予以褒誉。视为国捐躯“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之士为民族英雄。把是否利民富民,看作是圣人之举和小人之为。正如白居易指出的:“圣人非不好利,利在于利万人;非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主张为官一任,造富一方。“宁公而贫,不私而富;宁让而损己,不竟而损人”。在儒家看来,官不在大小,位不在高低,只要为民着想,出以公心办事,就能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否则必将为民所弃而身败名裂。 (二) “重心义”与“统计道”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重义修心。佛家主张出世,故“他站在远离于人的立场,总是超开人来说话,更不复归到人身上……归结到成佛”。佛教进入中原之后,为适应其水土气候,不得不把抽象的“佛性”,在接受儒家“人性心性”思想过程中,逐渐伦理化并与“人性”相通。慧能的“人性佛性论”就是佐证。较为通俗说法还有:“即心即佛”、“明心见性”等。 佛家所重视的义,实质是佛教的道德之义。籍以规范人们远恶近善,弃恶从善,止恶向善。规劝人们脱离红尘皈依佛教,走上追求大彻大悟的成佛之路。故佛家针对社会的不平等现实,提出了“众生平等”思想,针对弱肉强食的生存空间,提出了“因果报应”理论,针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提出了“生死轮回”学说。佛家认为慈悲为怀,积德行善,益人利众,利己利人,人我并重,普渡众生之举,就是最大的义。 第二,重义轻利。佛教入主中原之后,逐渐改变了印度佛教时期的利益观。即“手不捉金银”、“不掘地垦土”的教义,逐渐与当时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相适应。由此逐步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主张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来满足其自身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在佛家看来,一切身外之物都处于“诸行无常”状态。宇宙、社会,人生一切一切都是暂时的,无时无刻都处于变化之中,绝无常住。人生在世不过是匆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