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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养成用科学方法解决的能力 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著名的人民教育家和著名的民主主义士兵。他与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在改造和促进中国现代教育的共同事业中,结成了莫逆之交。自二十年代初期起,陶行知在先后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书记,致力于平民教育之后,即与张伯苓时相过从。他们在教育上的作为虽各有千秋,贡献亦不尽相同,但二人都曾留学美国,接受过杜威等宣扬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而又都不愿“仪型他国”和固守传统,立志走出符合本国实际的教育新路。张伯苓钦敬陶的为人,支持陶从事的平民教育,不仅自己是“改进社”与“平教社”的发起者与董事之一,而且赞成其弟张彭春接受陶的邀请,一度参加教育改进社的工作。陶行知对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的卓著实绩也甚为赞佩,曾先后多次到南开学校访问、考察,并发表讲演,阐发他富有创见的教育学说。 陶行知第一次到南开是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底;他应张伯苓校长之邀,参加由该校主办的科学教授法讨论会。会间,他在大学生修身班上作了题为《大学教育的二大要素》的讲演。 在这篇讲演中,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第一个要素,是“使大学生养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列举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一些对待问题的错误态度,诸如盲目仿古、迷信外国、玄思空想以及放任其事、不了了之等之后,他明确地指出,大学生应当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接着,他又列述了科学方法的五个步骤,那就是:能觉察问题,能发现问题,能解决问题,会选择恰当的方法,会印证问题。他强调,“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大学对大学生“头一样”应当培养的,如果大学生都能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久而久之,成绩就很大了。 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第二个“要素”,就是“先生与学生应当养成密切的关系”。在当时的大学里,“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太疏远了”,先生“抱了一个维持饭碗的主义”,为了拿薪金而去讲课,“讲书好象是出卖他的话”;学生呢?“交了学费来上班”,“花几个钱来买教师的话”。针对这种现状,他大声疾呼:“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彼此应当发生一种优美、高尚、联密、有生气的关系去作他们的学问”,那种把学校变成“卖话买话的大市场”的现象应当废除。这是大学教育的一桩最要紧的事情。陶行知的这篇讲演经记录后,曾刊登在《南开周刊》第54期(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上。 一九二三年三月初,在天津召开“改进社”京、津董事会期间,陶行知又到过南开;而逗留时间稍长、活动较多的一次,则是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的下旬。在约一周的时间里,他从课堂到宿舍,仔细地视察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他称赞南开良好的教学秩序和读书风气,他说,“在今日这样纷乱的中国,许多学校受不安的影响,学生便不能安心读书”,而南开的学生却能“得着这样好的机会”,是值得“恭贺”的事①1。他还应邀在不同场合作了三次演讲。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在理科全体师生“同乐大会”上,作了题为《学术独立在中国之重要》的演说,“陶以诙谐之语气,讲此重要之问题,颇博众人之钦佩。”②2同日,他又为本校中学部教职员作了题为《讲学合一》的讲演。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学”的教学分离”的现象,从教师的责任、教学的方法及教师的再提高等方面,阐述了教学“应当合一”的理由。陶先生认为: 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他把当时社会上的教师归结为“三种”:第一种是“只会教书,只会拿一本书教儿童读它、记它,把那活泼的小孩子作为书架子,字纸篓,先生好象是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家”;第二种不是教书,“乃是教学生,他所注意的中心点,从书本上移到学生身上来了”,不象从前“拿学生来配书本”,而是“拿书本来配学生了”;第三种“不单是教书,不单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指引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其触类联想,举一反三,达到“自得和自动”。他明确指出,这三种先生的教法,第一种不足取,第二种仍使学生处在“被动的地位”,只有第三种才是可提倡的。这种方法“把教和学联络起来”,由“先生负指导的责任”,这样,学生就能“探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对于世间的一切真理,就能“取之无尽,用之无穷”了。 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他说,从前的先生多存在“教学不合一的流弊”,即“先生只管照自己的意思教学生”,对于“学生的才能兴味,一概不顾”,“专门勉强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这样“先生收效很少”,而“学生苦恼太多”。他指出,如果革除这种弊端,“让教的法子自然根据学的法子,那时先生就费力少,而成功多”,学生“也就乐学了”。 第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根据当时先生普遍“抄袭旧货”的通病,他指出,要做一个好的先生,就必须“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自己去研究学问”;因为“时常研究学问,就能时常找到新理”,从而也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