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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少数民族员工文化适应的三维分析 深圳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理想之地 许多关于中国文化适应性的文章发表在报纸（p278-84）上，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城乡二元结构互动之外,尚存在各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因此除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文化适应问题之外,少数民族在城市中的文化适应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张继焦《城市的适应》(2004)是国内学界对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文化适应问题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在理论建树方面有着相当的学术价值。该书说:“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虽然有过一些个别的研究,但几乎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调查与研究”(P38)。在这些“个别的研究”中,马建钊、杨超(1995)从“传统观念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撞”、“城市化对转变传统观念的作用”、“现代意识对传统观念的影响”三方面对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游客和公司员工习惯上简称为“民俗村”)的少数民族员工的观念适应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P72-78),而本文就是这一研究的延续。本文以深圳民俗村为例,认为对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分析不仅可以从观念方面来分析,还可以从物质维度和制度维度来进行分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得到对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状况的全面而且完整的认知。 深圳市是一座新兴的多民族城市,其少数民族人数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民族成分的增加速度国内罕见。改革开放前,深圳少数民族人口只有4人。在1982-2000这18年间,深圳人口增长了35倍多,而少数民族竟增长了603.97倍;2002年9月,“五普”中仅缺的珞巴族成员落户深圳,深圳成为了继北京之后第二个拥有56个民族的城市(P10-12)。因此,深圳可以说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理想之地。1992年10月1日,由香港中旅集团公司和深圳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共同投资创办的主题公园“中国民俗文化村”建成并对外开放。该公司自1991年始就派员到少数民族聚居区招收了140多名少数民族员工,之后大多数员工每两年轮换一批,少数表现优异者能够延聘和落户深圳。他们一方面要适应城市文明、适应汉族为主体的文化,一方面因工作需要而必须彰显自己的民族特色,因此,他们的文化适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下面我们就从物质维度、制度维度、精神维度来描述和探讨深圳民俗村少数民族员工的文化适应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适应现象的三维分析模式。 民俗村中多不适应 迁移者在一个新的地方要生存发展,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就是要保证身体健康,这要求迁移者在物质方面必须适应迁居地的物质环境。这主要体现在对当地的气候、吃穿住行、谋生技能等人生存必须的方面和在当地工作必须掌握的技术等方面。 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员工对食物的口味要求不一,因此访谈中提到饮食不适应的十有八九,其中辣椒问题尤为突出,这是因为民俗村村寨员工大部分来自贵州、云南、湖南等喜欢食辣的地区。现在的员工饭堂,考虑到员工对饮食口味的要求,有意识地炒了一些有辣味的菜肴。毕竟食辣地区的员工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最终不食辣的员工也只好调适自身,适应吃有辣味的食品。员工们在穿着方面没有觉得不适应,因为在不需要彰显民族特色的场合,他们的穿着和汉族大多没有区别,而穿着本民族服装上班和表演歌舞,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正是他们极为惬意的事情。住房可以按照自己民族的习惯加以适当的改造,比如藏族、朝鲜族、摩梭人习惯席地而坐,因此屋里不设凳子,笔者在采访这些员工时也就是像他们一样盘腿坐在地板上。在交通、行走方面,来自中小城市的员工适应能力明显强于来自农村的员工。来自农村的员工在适应城市交通方面有一个比较典型例子:第一批来民俗村的四男五女九个海南黎族农村人,开始来时害怕上街时走失或迷路,只好九个人手拉手、肩并肩上街游玩,对每一个街角转弯的地方都详细观察和记忆,且不敢走得太远。 除了炎热的夏季和潮湿的雨季之外,深圳的气候总体上来说比较好。调查数据显示,50.6%的外来人员对于广东的气候是适应的,42.0%的人基本适应(P55)。笔者调查发现,来自靠近广东的地区的员工大多没有明显的不适应,而与深圳气候差距大的地区的员工则有着明显的不适应。比如福建漳州的高山族小伙黄培华认为深圳气候与老家相近,没有什么不适应,而来自云南宁蒗县永宁乡的两名摩梭姑娘在对深圳炎热的夏季则有着强烈的不适感。她们的意见颇能代表来自贵州、云南两地的员工的看法: 陈晓毅:你在刚到深圳时感到最不适应的是哪方面?有什么外在表现? 阿车拉初:我最不适应的是这边夏天的高温天气。云南老家夏天温度不超过30℃,而这边高达38℃、39℃。刚来的那一年夏天,我有些中暑,感到恶心、想吐、头晕、想睡觉。时刻都在出汗水,衣服好像老是很脏。一天要冲几次凉好像都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冲凉的水都有些烫。 而车拉木:夏天睡觉时连枕头都是湿漉漉的,难受死了,还长了很多痱子,所以一到夏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