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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高等教育政策的特点与走向 在过去10年中，西欧的政策显示出放松、控制、自治和促进个人公民的特征。这种趋势是新自由主义——提倡减少福利国家越来越多的管制—一的产物。新自由主义也被称为新权力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它最早出现在英语国家。持这一观念的人们强调个人的自由,同时认为,一个“以保证道德和政治秩序为目的的强大政府”与自由市场一样重要。很少有政府愿意把和自己利益相关的职能交由私人或非政府组织执行。新自由主义认为,这些组织应该去应对它们面临的挑战,尤其当它们不受到太多的管制的时候,它们是能做到这点的。大部分的西方国家都把市场竞争引进教育政策。私立学校应该实行自治,并且学校之间的竞争可以提高教育质量的信念已经广泛地体现在国家的教育政策和校本管理(school—based)中。这种信念的强大力量不仅作用于高等教育,而且扩展到了初等和中等教育领域。 本文想要展示的是,是否一些欧盟国家政府在管理高等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种“后退”的作法,并将制定高等教育政策作为自己的目标。是否分权真正在一些国家中发生了?比如,政府是否将一些决策权力下放给一些自治组织,如大专院校(独立于政府集权的学校)。为了阐明这一过程,我们将讨论具有非常不同政策传统的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方面的政策,它们是:法国、英国和比利时。 拿破仑给法国带来了一个非常集权的政治体制。所有决策都是在国家的层次,由教育部或政府做出。而另一端的代表——英国——在教育决策机制上则具有分权的传统。比利时,在1989年联邦政府建立之前,和法国一样是一个非常集权的国家;而联邦的结构带来了国家层次上的决策的分权趋势。现在的问题是,是否管理高等教育的责任更多地落在了地方机构的头上,而不是教育部长(包括比利时所有三个区域的部长)头上。与法国比较,我们可以考察是否集权教育体制下的教育政策正在向分权的方向转变。与英国比较,我们则可以分析,其分权制度有无任何变化。 一、 法国：从中央集权到分权制 1. 大学的管理工具分权 帝国大学由拿破仑创立,直到今天为止其组织原则仍然有生命力。这个帝国大学已经被分成了十几个分校。现在法国有28个帝国大学的分校,每一个分校由一位身为国家高级公务员的院长管理。这些院长代表国家教育部控制大学,以保证教育部的政策得到实施。同时,这些院长也负责不同分校之间的合作事宜。(Eurydice,2000—2001)。 除了形式上的分权,关于大学的主要决策仍然是国家政策,都由巴黎做出。分校主要是实施国家政策的行政管理工具。教育部负责文凭的颁发、课程的设置、教职工的任命、升迁和在大学之间的分配。教授和研究人员都是国家公务员,他们只有通过了国家的教师聘任统一考试才能被任用。每所大学的建筑和设备的配备也由教育部负责。国家投资并监督大学的建设,而资金是根据特定标准分配给各个学校的,生均成本是衡量标准之一。地方政策制定者有时候也会对学校的建设进行投资。大学不具备控制自己的人力和财力的权力。职员任命和学校建设的决策实际上都是在巴黎做出的。依据这种集权原则,解决某些特定专业缺少教师的问题时,大学所能做的仅是给予一些教师超额工作和兼职的自由。所有关于人员替换的最终决策也都在国家层次做出。 2. 大学需要与政府对话 到2001年,法国共有86所大学,其中大部分都是公立学校,只有少数是私立学校。虽然有关教职人员和学校建设的决策都是由国家教育部做出的,但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一样都是自治的。法律表明大学可以制定自己的政策。但事实上,大学政策的实施最终还是有赖于国家的决策。 大学的管理者是校务委员会(governing board),其成员包括被选为代表的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人员和其他不同群体的代表。该委员会接受两个咨询部门的建议:科学咨询委员会(Scientific Council)对研究项目提出建议,而大学教学咨询委员会(Council for University Studies)对学生事务提出建议。院系在委员会中没有代表。 委员会的主席由校长担任,而校长则是由上述三个委员会的成员从学者中选出,任期5年。学院是由选出来的院长管理,具有一定的任期。院长与院务委员会会一起决定该学院的政策。每个学院包括若干系。由选出来的系主任主持系务委员会。(Eurydice,2000/2001;Chevaillier,1998;Musselin and Mignot—Gérard,2002)。 1989年,法国改变了这种极端集权的政策。大学可以与政府签订协议。在关于大学的资源、资产和学生市场等问题上,大学可以和政府对话。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大学可以选择建立某个专业并寻找政府特别的支持。教育部在研究这一计划时会考虑其他大学已提供了什么样或者愿意提供什么样的课程。最后,教育部决定提供一笔总的资金,其中包括对于大学与政府协议中的特定课程的资助。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