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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再审视 1. 关于语言符号性质的学界争论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索罗夫普通语言理论的第一个原则。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中音与义的最初结合是任意的,无理据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客观而辩证地论述了语言符号的性质。时至今日,尽管语言学得到不断发展,各种语言学派纷纷兴起,人们对于语言符号的性质仍然给予高度关注。就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言,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赞同索绪尔的观点,认为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代表人物有王德春、索振羽、郭鸿等;二是强调语言符号具有理据性或象似性,代表人物有许国璋、沈家煊、王寅[6; 7]、李葆嘉、赵彦春等。对于语言符号任意性与象似性的讨论,朱永生曾撰文力图澄清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所指代的具体内容。后又读到陆丙甫、郭中两先生发表于《外国语》杂志2005年第6期的“语言符号理据性面面观”(英文标题为All Linguistic Forms Are Motivated)一文,觉得人们在理解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时仍存在许多误区,因而认为,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非常必要。 2. 声语言的声表关系 探讨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有必要对与此相关的概念予以厘清。这些概念包括:符号、语言符号以及理据性或象似性。 什么是符号?皮尔斯认为,任何事物只要它独立存在,并和另一种事物有联系,而且可以被“解释”,那么它的功能就是符号[11:132]。符号就是在人的认识和交际过程中用来代表其他事物,接受、存储、改造和传递信息的可感知的物体[1:74]。狭义的符号就是指语言符号,就是指词语本身[12:71]。皮尔斯根据自己的观点,对符号进行了如下划分[转引自7:5]: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符号包括象似符、标记符和代码符。象似符又可依据其复杂程度分为三个小类别,即映象符、拟象符和隐喻符。这三者之间又有区别:映象符是指所使用的符号与其对象单纯是属性上的相似,如照片;拟象符是指所使用符号的各组成部分与对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似,如地图;隐喻符则关注符号与其对象之间所存在的类似关系,它是通过此物与彼物的平行性来反映所指事物之特征[13:402-403]。换言之,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既包括语言符号,又包括非语言符号。关于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不同性质,王德春[1:75]认为,语言符号不是相互孤立地存在,而是词汇和语法的完整体系。语言单位之间有语音的物质关系,也有语义关系和功能关系。语言符号采用声音,有声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符号可记载有声语言,但它基于有声语言而形成,是第二性的。非语言符号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将语言代码化(codify),即非语言符号是在语言基础上形成的人工代码。语言符号是音义结合的,这种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是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公认的,与思维有直接联系。语言符号的意义是概括的、抽象的,不是客体的复制,也不可能与客体一一对应。王先生在这里实际上已经道出了语言符号的性质。那么,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谈到的语言符号到底是指上面所列举符号各项中的哪一项呢?我们先来看看对皮尔斯以上各项所做的界定。 皮尔斯认为,象似符是通过写实或模仿来表征其对象,它与所指对象之间的联系依托的是属性上的某种相似性,如照片、图像、雕塑等。可以说,象似符依据隐喻模式而建构。标记符与所指称对象之间则不像象似符那样存在模拟关系,它们之间只是一种因果关系或时空连接关系,如路标、指针、指示代词、专有名词等。可以说,标记符基于换喻模式而建构。代码符是“通过某种法规指称其客体,该法规通常是一般观念的联想,致使该象征被解释为指称那个客体”[14:11]。代码符同所指称对象之间的联系完全是约定俗成的,自然语言和各种标记系统基本上都是该类符号的代表[13: 402]。根据以上定义,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仅仅指皮尔斯符号三分法中代码符(symbol)中自然语言这一部分1,而非“符号”所包含的所有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所谓的symbol同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第68页提到的symbol又不是一个概念。 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符号是一个双面实体:一面是能指,即构成物理现实的声音系列;另一面是所指,即能指在人脑中触发的概念。比如,能指dog的声音序列在语音上表征为[d?g],但[d?g]本身并不能够在人脑中触发出某一特别的“dog”所具有的所有个体特征,而只是“dog”这个概念。“dog”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概念,具有分类价值,但不涉及不同品种的狗,也不涉及不同品种的狗的大小、特性、颜色等。因此,英语中“dog”这个词构建了“dog-ness”这个类别。[12:72] 更为重要的是,能指和所指是语言符号不可分割的两个要素,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张纸的双面,是“基于能指和所指之联结而产生的整体”[15:67]。我们首先必须排除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能指就是单词本身,